西安西北大学王企羊教授，是我幼时老师，日军侵略缅甸前夕，先严要我返国升学，托他将我带走。我们从仰光先行逃离兵灾。1942年元旦到达云保保山，住到云南保山师范学校，比别人更早一些离开缅甸。保山师范的马维忠老师是先严陈孝奇的挚友，他知道王企羊是国民小学的教师，也知道我想继续初中学业。让我们在保山师范的教室宿舍空房间先行安顿下来，并让美术教师林茹先生向我们介绍抗战大后方的生活。林，福州人，和马先生一样，也在侨中兼课。
　　四个老少师生在“五·四”保山大轰炸前后分手了，一直无缘相见。越是见不到，给我的印象越深刻，增加了我渴望重逢的愿望。1.巧遇企羊师我读过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知道国内人吃“馒头”，“馒头”是什么？这个疑问一直留在我心头，车过畹町我兴奋之极，番仔踏上唐山，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把“馒头”的真相搞清楚。因此，企羊师把我留下看车，自己带学生进餐时，问我要吃什么，我就说吃“馒头”，他一再解释那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要我另换一个品种，偏偏我只想要弄清“馒头”是什么，硬是没有换。可惜三十多年了，再没有见到他。
　　1979年我访问西北大学，一位老先生带我参观图书馆，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好提问题。你到过仰光吗？你从前就教书吗？你认识马维忠老师吗？你记得……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我们终于重逢相认了！
2.重逢维忠师
　　重逢在仰光。
　　一次,缅华教师联合会开理事会,我们先到,他一进门立即掏出一纸剪报——“表现在文字上的哲学思想”介绍说，这样对比杜威和陶行知、孔子和陶行知、毛泽东和陶行知很有意思。我告诉他，这篇发表在人民报上的文章是我写的，笔名尘若。他竟然忘了，自己是我的老师，兴奋地滔滔不绝，说个没完。
　　后来，我们接触很多，一块儿探讨缅甸历史。他剪了这方面的简报一大堆，画着红笔道道，一个一个问题，这位老师就是这样好学。
　　马维忠老师在上世纪50年代先任仰光华侨中学教务主任，后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导主任。我在一家小学教书，他一点架子也没有，也不摆老资格。因此，当他1957年夏举家回国，并于某日来北大找我时，我们希望他能留在北京到教育科学研究部门工作，他的朋友杨章熹、楚图南、周先庚等先生替他找关系。终因反右形势所逼，最后到浙江湖州去了。
　　1965年四清运动，维忠老师含冤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