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意味着华人羽毛球选手在生活中没有遭遇排挤。跟其他印尼华人一样，他们也经历过被歧视。在很多国家公务员眼里，他们仍然是华人，完完全全的华人。比如，他们在办理印尼国籍证（Surat Bukti Kewarganegaraan Republik Indonesia，简称SBKRI）时屡屡受挫。国籍证在办理各类事务时都需要用到。陈友福、李英华（IvanaLie）、魏仁芳和王莲香都曾在办理印尼国籍证（SBKRI）时受挫。曾获得2000年悉尼奥运会银牌的叶诚万（Hendrawan）说：
　　我到现在还没得到明确答复，说我和我夫人的印尼国籍证什么时候能办好……难道我在此期间对祖国的贡献还有什么欠缺的吗？……什么时候我才能拿到国籍证呢？没人能告诉我。那个工作人员说：“很难说，可能一个月、三个月或者一两年”……
　　他们说等办成了自然会通知我。但是，他们什么时候会通知我呢。我姐姐已经等了20年，到现在也没有拿到。现在我也只能耐心等待，我只能跟着现有的程序走。
　　新秩序期间（Orde Baru），这种歧视尚未引起公众的抗议。羽毛球运动员，特别是华人选手，并未从政治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其他的体育明星亦如此。但是，从苏哈托总统下台起，事情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6月24日，新成立的印尼羽毛球社群（Komunitas Bulutangkis Indonesia）致信梅加瓦蒂总统，请求取消印尼国籍证。这封信获得了36位知名羽毛球选手的签名，其中绝大多数是华人，也包括费里·宋尼菲和伊竹·苏基亚多（Icuk Sugiarto）这样的土著运动员。这封信促成了几位政治家的会面，包括阿敏·赖斯（Amien Rais）、罕萨·哈兹（Hamzah Haz）和尤斯利尔·伊扎·马亨德拉（YusrilIhza Mahendra）。
　　两年后，2004年3月15日，副总统办公室向一些国家高级官员发出命令书，其中包括最高检察长、国家警察总长和地方首长们，向他们传达印尼国籍证不再生效的总统决议。但并不意味着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魏仁芳和王莲香，这两位在巴塞罗那奥运会第一次为印尼夺得金牌的运动员，本想前往雅典奥运会代表印尼传递火炬，但在办理护照时受挫。
　　但要强调的是，这是羽毛球选手第一次开始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来争取某个政治目标。
　　三、华人地位：为什么那么重要？
　　为什么华人在印尼羽毛球史上如此突出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留意羽毛球是如何被引入印尼的。根据上文所述，笔者以为羽毛球应该是从马来亚主要是槟城进入印尼的。被邀请至棉兰的运动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华人。邀请他们的也是华人社团，目的是为了给社团成员们消遣娱乐。印尼独立前，这种华人社团在印尼几乎所有中大型城市里都可以见到。通过上述社团，羽毛球运动也在印尼其他地区尤其是爪哇大范围流行开来。
　　如上所述，印尼羽协的第一家雅加达分会位于新明会大楼。新明会本身亦在1946年3月成立了自己的羽毛球分协，并向其他俱乐部和印尼羽协出借设施。
　　20世纪60年代，上述协会会籍开始向公众开放，而不再仅限于华人。但从名字或地址仍可清楚看出会员的身份。文献资料记录了1962年隶属于印尼羽协的28个俱乐部的会员信息，包括地址。其中有以华人团体为基础组成的俱乐部，像中华青年会（Chung Hua TNH）、中华音乐会（Im Gak Hwee）、路青队（Luu Ching Duey）、市民联合会（Persatuan Warga）和新明会。这些社团成员大多住在独立广场（Medan Merdeka）北部地区、芒加勿刹地区（Mangga Besar）、格玛姆兰（Kemakmuran）及周围地区。这些区域的居民大多都是华人。
　　上述俱乐部为其成员打羽毛球提供了机会和设施，因此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原住民没有类似社团。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