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时代后期爪哇华人摄影师
　　照相馆的摄影师们开发出不同的方式，使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可视化，通过重塑殖民地模式，以适应新诞生国家的品味需求。在照相馆里，人们采用现代的国家主题，将自己投射到一个时而梦幻的现代化景观中。
　　荷属东印度的摄影历史起初聚焦在欧洲摄影师及少数原住民摄影师中（Wachlin, Fluitsma, dan Knaap, 1994; Knaap, 1999;Reed 1991; Groeneveld etal, 1989）。但进入20世纪初，来自广东的移民摄影师在全爪哇和荷兰殖民地的其它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地盘。欧洲摄影师开设的工作室，大多为位于社会顶层的殖民者服务，而手头不宽裕的人则去帮衬简单的“摄影工匠”，在这里，他们才消费得起（Wachlin, 1989:136）。
　　来自广东的照相馆摄影师们关注的主要问题确实不是荷兰殖民地社区，而是泛亚文化圈的环境，他们通过家庭、同姓氏族和民族关系保持联系。在20世纪初的头十年，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年轻时从广东农村贫困家庭来的新移民，有些人到达荷属东印度之前先在新加坡当一段时间学徒。他们在华人开的照相馆里学习一段时间后，就自己开店。然后他们邀请自己在中国的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或者是同村的乡亲前来与自己汇合，在店里当学徒。这些照相馆通常是家族式经营。老板娘、孩子和其他亲戚都帮忙料理照相馆业务。而孩子们通常去做其它生意。就是用这种方式，有家庭和地域关系的照相馆网络逐渐扩散到整个荷属东印度和东南亚地区。
　　20 世纪40 年代发生的骚乱，导致日本和欧洲摄影师们大批离开。日本占领时期（1942 -1945年）为华人照相馆行业带来灾难。日本占领时期大多数照相馆都关闭，是由于这个国家物资缺乏，或被日本强迫关闭——日本只允许每个城市只开设一家照相馆，只为军队利益或其他官方利益服务。而一些殖民时期开业的照相馆就没有重开，其它照相馆在日本占领时期结束后争取重新营业。20 世纪50 年代，印尼政府开始限制外籍华人的进口业务。
　　尽管如此，由于这些照相馆大多数与印尼独立前照相馆经营者的直系后代或学徒有密切关系，因此在印尼的华人照相馆数量急剧增加。因为越来越多印尼人有能力支付为庆祝结婚、生日、开斋节假期家庭聚会或其它活动的拍照费用，这些照相馆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后殖民时期印尼人的形成
　　似乎想要消除大都市和殖民地之间的差距，殖民时期的照相背景大多是室内或家庭摆设，或强调“欧洲”气氛的公园风景。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大多数华人照相馆从上海进口背景画，有一些会激发起理想的古典中国情怀，有漂亮的宝塔，石头花园，月光下的风景画。20世纪50年代，照相馆的摄影师们和爪哇画家合作，开始发展“印度尼西亚”特色的背景画设计。
　　爪哇的背景画产品集中在中爪哇的梭卡拉查（Sokaraja）村。20 世纪20年代起在这里就出现风景画手工业（Suwardi，1985）。这些画作模仿影响过业余摄影师们的“美丽的荷属东印度”（Mooi）风格。20世纪50年代，在附近城市的摄影师们开始来到梭卡拉查村购买背景画。消息传开后，需求就增加，画家们除了到附近城市，也到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的大城市兜售他们的背景画产品。
　　在高涨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建设时期，照相馆摄影师们开发肖像画法，人们可以把自己投射到众所周知印尼现代性的氛围中。椰林树影，火山座座，海滩和日落是后殖民时期摄影背景的标配。殖民时期，以热带自然风光为主的背景，大部分是明信片和收藏品，表现出代表刻板印象和异国情调的“传统的”原住民特征。如今，大家可以以印尼人的身份，穿着最新款的衣服，自豪地在这些印有风景画的背景布前拍照。
　　大多数背景画有热带风光中的城市建筑（Wachlin, 1989:136, 145-48），设计得比较现代。印尼独立后的背景画强调热带地区的自然美景，现代建筑以及可在相同的视觉空间存在的各种印尼物件。其它背景允许人们将自己投射到从全球媒体图像中获取的现代繁荣幻想的背景里。有些背景展示了一个有精心布置的房间内部摆设，有收音机，窗户玻璃，楼梯和其它显示欣欣向荣的物品。把敞篷车、摩托艇和飞机摆在热带自然风光背景前，也是当时很受欢迎的照相馆特色摆设。
　　后殖民地时期的图像与殖民时期的图像风格不同。欧式的背景画与层次看起来较低的中式背景画，都体现出精心设计的空间和细腻的线条，真正融入背景画中。但华人照相馆的老板则发现他们的爪哇顾客更喜欢配套齐全，表现热闹的背景画。画布的整个表面都被涂得很鲜艳亮眼，形状和线条都很清晰明了，好像背景和拍照的主角同样重要。就如一位摄影师带着瞧不起的语气说过“如果他们喜欢热闹，好的，我们就应该给他们准备热闹的背景画”。背景画就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越复杂越热闹就越受欢迎。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