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漫画中的印尼华人：
　　被压迫的历史
他的武侠漫画还有《克达翁的地主》（1969）、《卡拉卡淘火山》（，1969）、《芝沙丹尼》（1969）、《格苏玛和蓝宝石》（1969）以及《巴达维好汉詹班》（1967-1968 / 1970）等。留心观察会发现，这些故事基本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点主要集中在丹格朗（Tangerang）、万丹（Banten）、塞尔彭（Serpong）、格达翁（Kedaung）、芝 沙 丹 尼（Tjisadane）河等，而这些地名与加纳斯的个人生活经历息息相关。
　　《巴达维好汉詹班》讲的是一个源自赛丁·瓦哈（Zaidin Wahab）的故事，据说是口述故事。这说明了加纳斯收集大量的口述故事或民间传说在此基础上并加以创作，40年后它依然可以再版，足以证明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在印尼这样的历史条件和加纳斯的华人背景下，他创作的这类民间故事总会涉及中华元素，而这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那么肯定是源于他的文化。
　　统计数据显示，1893年在巴达维亚的110,669名居民中，包括土生华人在内的华族不下26,569人。另外的75, 083人则包括爪哇（包括巽他地区）、南苏拉威西岛、峇厘岛、松巴哇、安汶、班达等地的人和马来人。资料显示，由于17世纪初，燕·彼德逊昆（Jan Pieterszoon Coen，1587 - 1629年）采取了鼓励华人一起“繁荣巴达维亚”和移民的相关政策（Castle, 1967/2007:10）。想来到巴达维亚的人肯定不少，其中就有澳门人，来印尼途中有1,000人丧生，最终只有一小部分幸存者成功到达。华族的存在和其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可能被抹杀。至少在如Gambang Kromong（巴达维亚佳美兰）等巴达维亚表演艺术、音乐舞蹈和麻将中，中华文化带来的影响非常明显。
　　1740年10月11日，1万多名华人在大港唇西（Kali Besar Barat）遭到屠杀，河上飘满血淋淋的尸体，故被称为红溪惨案。（Wijayakusuma, 2005: 108）惨案发生后，东印度公司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规定，试图把印尼的华人当作“外国人”（Brousson,2004: 78）。然而这项规定只能否认华人居民的地位，因为巴达维亚在1619-1740年间实际上已成为“中国殖民城市”（Blusse, 2004:135-177）。但如后来所见，上述规定在其他民族群体心目中塑造了华人的负面形象（参阅Carey,1986）。如果我们研究有关华人的各种民间传说，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童话政治”，对于华人的形象，只能在“为其正名”和“将其污名化”两者间二选一。
　　加纳斯通过“口述”获得历史资料并加以创作。新秩序时期政府开始镇压印尼华人时，正是他创作的巅峰期。可以发现，在前面提到过的四个故事中，虽然在《芝沙丹尼》中的巴·格隆冬（Ba Klontong）作为苏加拉的武术师父很具意义，但人物作用也并没有比土匪角色默·格隆（Mat Gerong）显得更重要，因此都逃不开死亡的命运。
　　巴·格隆冬这个人物生活的区域与内陆的芝沙丹尼河相连，他还与东印度公司通缉的强盗头默·格隆发生过冲突，这些情况都与其华人背景有一定的联系：
　　巴达维亚城市四周都是大片的种植园和森林，堡垒以外的地区被称为周边地区，再往外的地区被称为内地。堡垒起到防御的作用，而种植园和林地则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因为曾两次遭马打兰王国袭击（分别是1628年和1629年），荷属东印度建造了严密的防卫系统，成功解除来自万丹王国的威胁。城墙外的居民一方面可以充当第一道“安全防线”，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工厂和种植园的劳动力，为殖民者带来丰厚利润。
　　荷属东印度于1639年与万丹达成停火协议，并立刻建了一条运输通道，既为城市西部、东部和南部木材和食物供应提供便利，也为内陆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1656年，荷属东印度与万丹再次爆发战争，结果损失惨重，十个糖厂和二十三个砖厂被毁。他们就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路程范围内修筑了若干堡垒，即东部的安卒（Ancol）、西部的红溪（Angke）、南部的威尔根堡（Wilgenburg）和赖斯韦克（Rijswijk）。在五条通向堡垒（Benteng）的道路两旁开垦土地、种植水稻、蔬菜，还有仅为出口需要的甘蔗。因此，这些堡垒保护了不同种族和阶层的民众。为了保障城市生活的正常供给，堡垒内外也都有守卫看守。
　　因为欧洲人拥有的土地规模不断扩大，除了雇佣奴隶耕种外，还出租给华人或当地原住民。到1667年，此类用地扩展到了丹格朗地区。为了保护这些闲置土地的使用者，殖民政府于1680年在距离市中心20公里处建造了第二道堡垒防线：西部的丹格朗、东部的丹戎布拉和南部的干冬墟。中心城市和第一道防线之间种植经济作物，第一第二道防线之间种植杂粮，堡垒内部的土地则种植甘蔗。（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