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另一部作品《丑陋的自画像》（1997）中，苏瓦格展示了自画像中极其复杂的24个碎片。自画像中的所有图像都仿佛代表着苏瓦格，同时又不是苏瓦格。只要我们将自画像理解为一种相似性的表现，那么苏瓦格的自画像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肖像，而是许多人的肖像。带着上述的理解，我们想在一个人身上寻找特定身份的努力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在我们的脸上，总是重叠着许多别人的面孔，各种境遇和力量参与塑造了我们的面容。
　　在24个画像中，有一组画作将苏瓦格刻画成华人模样。在整幅画作中，我们捕捉到一个信息，那就是对于艺术家本人来说，把自己华人化的画像都是怪异和丑陋的。苏瓦格自嘲道：华人（艺术家）的自画像无异是一个讽刺。成为华人是社会规范所无法接纳的画面。这个形象等同于被边缘化的、复杂的、不正常的、痛苦的、疯狂的、不适宜观赏的、不文明的和不符合规范的。
　　在帆布上，苏瓦格将面部表情扭曲变成一种看起来“丑陋”的模样。画像上的苏瓦格，双手托腮，眯缝着小眼睛，染着一头红发，就像一个过气的廉价明星。人物画所画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肉眼可见的东西，而是来自更为深层的某些不稳定的内涵。这个层次不完全是由所谓的艺术家精神内核所组成的，而是也受到了社会力量、权力框架乃至艺术传统本身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成。
　　苏瓦格承认，他的另外一些自画像也间接描绘了他的华裔身份，比如戴着粉红猪面具或长着猪鼻子的画像，暗示了他的生肖。他从2003年开始创作猪画像系列，一直延续到之后的几年。这个形象背后的含义令人玩味，介于反抗和享受印尼华人身上所背负的社会标签之间。在这个国度里，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华人实际上只有三个生肖，即“替罪羊”、“奶牛”和“实验兔”。
　　策展人帕特里克·D·弗洛雷斯（Patrick D Flores）（2005: 16）曾这样评论苏瓦格画像中的大马戏面孔或社交模仿肖像：
　　“苏瓦格常毫无顾忌地触碰警戒线并允许世俗主义和教条主义、本土信仰和外来信仰、狂妄自大和纪律严明、军国主义和情色主义、等级森严和离经叛道、振臂抗议和麻木不仁、多愁善感和逆来顺受之间发生冲突。在这里也感受到一种分裂：新秩序时期结束时的欢欣雀跃和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试验时的犹疑不决。我们被一些诙谐有趣的游戏引入场景当中，通过各种直观的画面，激发出内在的‘心理力量’，这些画面包括含在嘴里的脚、被缝起来的嘴唇、插进鼻孔的手指、被吮吸的大拇指、被手指按压住的面孔和抵在太阳穴的武器。通过精湛的表现技法，所有这一切都揭示了敌对、恐吓、拘禁、虐待和政治清洗的行为事实。”
　　在诸如此类的各种解读和穿越之中，苏瓦格作为一名华裔是在嘲讽和惩罚自己。或者说，从我们共同生活的阴暗面中汲取宝贵的教训。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