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郭克明（Kwee Kek Beng）所言，《大印度尼西亚》的歌谱（见附件一），是在1928年11月10日出版的《新报》（第293期）上首次面世的，大约在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结束两周后。很快，这首歌就引起政治运动派人士和殖民政府内部的激烈讨论。于是，苏伯拉曼提议把这首歌的手稿制成传单，由《新报》负责印刷，以每张20仙（Sen）的价格卖出。第一版传单（如图）印刷了4千张，全部售罄；苏伯拉曼获得《新报》支付的专利权使用费——350荷兰盾（Gulden），这是他首次获得那么多酬金。然而，当《新报》加大第二次的发行量，印制了1万张传单时，荷兰殖民政府的情报人员立刻把传单没收（Winarno,2003:40）。
　　当时，荷兰殖民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印尼民族主义的萌芽。可是《新报》却刊登和印刷《大印度尼西亚》的歌谱，可以说颇为勇敢。然而，荷属东印度总督安德烈斯·科尼利斯·德克·格雷夫（GubernurJenderalAndriesCorneliesDirkdeGraeff）也在1928年把它列为“禁曲”；直至1942年，日本成为印尼新的统治者，这一禁令才得以短暂撤销。可惜好景不长，这首歌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担心和警惕下，遭到二次封禁（Winarno 2003:42,51-52）。
　　尽管当时《大印度尼西亚》已成为禁曲，许多政治运动派人士还在偷偷传唱这首歌（Winarno, 2003:42），更有无所畏惧的华人企业家公开将其印刷出版。东爪哇省多隆阿贡县（Tulungagung）的丁香烟企业家莫罗·瑟能（Moro Seneng），就把完整的歌谱印在他的企业五周年纪念册上（Moro Seneng,1935）。
　　《大印度尼西亚》黑胶唱片出版者
　　为了广泛传播自己创作的《大印度尼西亚》，苏伯拉曼不仅大量印刷出版歌谱，还用把它录制成黑胶唱片。黑胶唱片正是当时知识分子们的“新宠”。“起初，苏伯拉曼请求一家叫欧典（Odeon）的欧洲公司录制和生产唱片，被拒绝了。后来，他去新巴刹（PasarBaru）找一位开唱片公司的企业家——赵德鸿（TioTekHong），也被拒绝了。最后，他只能拜托他的朋友杨金灿（YoKimTjan）帮忙。”丹格朗华人历史遗产博物馆（Museum BentengHeritageTangerang）馆主乌达雅·哈林（UdayaHalim），引述杨金灿（YoKimTjan）的女儿杨慧月（KartikaYoHwieGwat）（时年91岁）的话说道。杨慧月去世前曾接受乌达雅的采访，她说，她家曾经录制和保存《大印度尼西亚》的两种原始唱片。
　　当时，在德国籍技师的帮助下，唱片在杨慧月的家里——古农萨哈利拉雅路（JalanGunungSahariRaya）37号录制。杨慧月说：“当时录制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声乐版，由苏伯拉曼演唱加小提琴伴奏；另一个是器乐版，有格朗章（Keroncong）（一种四弦弹奏乐器）和其他乐器演奏。随后，杨金灿偷偷把第二版母带带到了英国，在那边制作了一些唱片（Santosa, 2015;Udaya,2015）。”而第一版歌曲则被“藏”在杨金灿的格朗章流行音乐专辑（Albumkeroncong OrkesPopulair）里发行，夹在《多士伯朗小丑记》第1-4集（Bodoran DosblangI-IV）,《男性阳具小丑记》第1-4集（Bodoran Tjipoet I-IV），《沙尔加威命运之路》第1-8集（LalakonSarkawieI-VIII）三首歌之中；就这样，《大印度尼西亚》流行小夜曲（“IndonesiaRaja”SerenadePopulair）成为了专辑里的第九首歌。之所以选择格朗章音乐，是因为它流行于荷属东印度中下阶层，为这首歌的普及提供了便利。杨慧月回忆起苏伯拉曼对她父亲的嘱托时说道：“这两张唱片必须保存到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时候。”如果想聆听杨金灿录制的器乐版《大印度尼西亚》，可登录以下网址：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xTLRdC4L__8。
　　杨金灿在英国完成器乐版唱片的最终录制。可他万万没想到，一抵达丹戎不碌港（Pelabuhan TanjungPriok），唱片就被没收。不幸中的万幸是，声乐版唱片母带仍然保管在杨家人手里；后来，他们把母带和一些空碟混在一起，躲避荷兰殖民政府的搜查（Santosa, 2015）。
　　现行的官方版本和原版有些不同。当时，《大印度尼西亚》在民间广为流传，引起了杨金灿浓厚的兴趣。而他本人在新巴刹（Pasar Baru）就有一家流行商店（Toko Populair），这家店在音乐录制行业小有名气。1928年，他购买了这首歌的版权。为保证黑胶唱片的质量，他专程跑到国外去制作。但是非常遗憾，随着当时政治局势的升温，那些唱片无法成功带入印尼。（Winarno,2003:41-42）。
　　日本攻占印尼的时候，杨慧月（KartikaYoHwieGwat）一家先后逃难到西爪哇省加拉璜县（Karawang）和牙律县（Garut）。当时，年少的杨慧月肩负着重任——保护好《大印度尼西亚》声乐版母带，不能让它落入日本人手里。令人遗憾的是，杨慧月于2014年11月6日猝然离世，采访就此中断（Santosa,2015;Udaya,2015）。
　　1947年，杨金灿前往荷兰。他在一家印尼餐馆吃饭的时候，发现餐馆播放的黑胶唱片，正是当年被荷兰殖民者夺走的格朗章版《大印度尼西亚》！“杨金灿是乐队的指挥，这首歌开头就有他的声音。然后，他出示自己的护照并表明身份，用15荷兰盾赎回那张唱片。”乌达雅讲述道。后来，杨金灿把那张唱片带回印尼（Santosa,2015）。
　　几乎同时，1950年临时宪法（Undang-Undang Dasar Sementaratahun1950）把《大印度尼西亚》定为国歌。在那段时间，杨金灿拥有这首歌的版权，想要大量生产唱片。但是，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的玛拉迪（Maladi）（后来担任新闻部部长）“似乎”不允许。1957年，一个叫古斯比尼（Kusbini）的政府职员兼作曲家，把玛拉迪（Maladi）写的一封信交给杨家，并以国家利益为由借走声乐版唱片（苏伯拉曼演唱加小提琴伴奏）的母带。接着，乌达雅引述视频中杨慧月的话，说母带被借走后再也没有归还给杨家（Santosa,2015）。1958年6月26日，苏加诺总统颁布第44号政府条例（Peraturan PemerintahNo44/1958），其中规定任何人不得用国歌牟取商业利益（Winarno,2003:63-64）。
　　杨慧月（KartikaYoHwie Gwat）在采访中表示，现行的官方版《大印度尼西亚》并非原版。当初，杨金灿不仅交出了向苏伯拉曼购买的歌曲的商业使用权，还把1928年录制的唯一剩下的黑胶唱片母带也交给了政府（Winarno, 2003：63-64）
　　总而言之，《大印度尼西亚》有两版原始唱片，其中苏伯拉曼演唱加小提琴伴奏的声乐版母带，“借”给了印尼共和国政府，但是没有归还给杨家。而格朗章器乐版唱片（上面写着“英国制造——电子录音”）（BritishMade–Electric Recording），则在征得杨慧月的同意后，由乌达雅·哈林复制并保存（Santosa,2015）。希望印尼政府能对此给予重视，找到当年“借”走的唱片母带，让《大印度尼西亚》的两版唱片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在印尼民族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