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19世纪末，汉学的发展始终与基督教传教活动息息相关。直到约1900年，法国著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deFrance）开设课程介绍中国历史后，这门学科才不再与宗教利益相挂钩。自此，汉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依靠现代的方法论逐渐发展起来。在西方世界，教授与学生参与汉学研究的相关项目也被认可是学术活动。汉学，成为一门全方位研究中国的人文科学。根据时代特征，其早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的文化，古代历史，儒家经典以及其它哲学学派。在传统汉学研究中，语言学作为文本研究工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门研究中国文化、古代历史以及儒家经典的学科，传统汉学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汉学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汉学这门学科已经过时，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当时的中国日新月异，以毛泽东为首的众多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探寻实践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此时的汉学家们则还在忙着讨论儒家经典文化以及其它的中国古典著作。同时，一些针对汉学的批评声也随之而来，汉学研究被认为是在培养通才。确实，根据汉学的字面含义，这一学科就是在研究关于中国的方方面面。因此，从事该学科的研究者们自然要求掌握中国的社会文化通识。要成为一名汉学家，其条件确实苛刻，因为它意味着要全面了解中国，包括文化通识、社会形态、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法律制度。
　　为了应对诸如此类的批评，一些热衷于中国研究的学者们开始调整研究方向，转而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此外，他们格外关注中国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课题。随着当代中国相关研究的发展，“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这一新术语开始出现，然而该术语直到40多年后才与“汉学”一样流行。
　　20世纪50年代这十年可谓是中国研究开始腾飞的时期，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研究”的使用开始比“汉学”更为频繁，人们反而更多地将“汉学”同中国的传统研究联系在一起。相反，“中国研究”则专门研究现代的中国，尤其是研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中国。
　　20世纪50年代，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取得巨大的飞跃。这一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当时世界政局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冷战的对峙。美国以及其它西方阵营的政策制定者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目的是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观点，主要是由于作为领导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被认为是具有扩张性的，即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由于当时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牢牢掌控在莫斯科手中，因此，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怀疑中国正是苏联在亚洲的“代理人”，负责把亚洲共产主义化。后来朝鲜战争（1950-1953年）的爆发更是加深了西方的这种疑虑。甚至有观点认为，由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战略均为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这种战略上的一致性已使两国之间做好了“分工”，即由苏联负责向欧洲与其他西方国家传播共产主义，而中国则负责在亚洲地区进行传播。
　　尽管20世纪50年代时期的中国处于自我封闭并被国际社会所孤立的境地，然而其语言文化与特殊的文字书写乃至其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一身份，都使其深受研究者的青睐。中国研究成为研究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进程以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的工具。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大陆的发展情况，各国政府都需要中国问题专家的协助分析；同时为了更好地制定针对中国的各项政策，各国政府也需要征询中国问题专家的意见。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段时期，中国问题的相关知识不单单应用于政府对外政策及战略的制定上，也逐渐成为各大研究机构与高校热门的研究课题。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实际需求，这段时期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由于1949年后，研究中国国内发展状况的必要性日益凸显，西方国家的高校和学术界也开始大力调整该领域的研究。现代的教学方法被应用于汉语、中国历史、中国政治等课程的教学当中。私人企业以及政府也陆续参与其中，为现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在政府和私企的资助下，许多高校开展了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项目。起初，所谓的“中国研究”仅限于对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学习，后来“现代中国研究”也逐渐开始影响到人文科学界的其他研究领域，如政治学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相关领域的研究很容易就能够把中国研究涵盖其中，而政治学实际上将其纳入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对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比较难的是同经济学挂钩，因为当时的经济学，无论从研究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型上来看仅适用于分析发达国家，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但在后来出现的经济发展中，中国这一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发展经济建设理论以及比较经济学的模型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这十年间，中国研究的发展更为迅猛，甚至影响到政治学、社会学乃至人文科学以外的领域。甚至可以说，随着中国研究的现代化与普及化，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一切都受到了关注，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从“改革开放”到“天安门事件”。所有这一切都成为那些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课题。（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