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训
　　王福涵是知名的批判性史学家，对不入眼的作品给与抨击。某日中午在雅加达博物馆（BentaraBudaya），《罗盘报》（Kompas）下设的文化机构，讨论关于结束过去，其中包括邀请发言者帕拉基得利·辛波伦（ParakitriSimbolon）。即使晚上他要动身去荷兰为参加泗水校友聚会，王福涵还是抽空出席。当帕拉基得利（Parakitri）提及M·O·巴尔林东安（M.O.Parlindungan）所写的《我的主人劳先生》（Tu-ankuRao），王福涵直接插话：“那本书粗制滥造”。或许那就是为何王福涵去世后在雅加达国立肿瘤医院（RSDharmaisJakarta）殡仪馆安放几日时，他口里含着一颗珍珠。也许是希望以后还有出自他口中的金玉良言。
　　2001年2月，当在日惹（Yogyakarta）参加萨尔托诺·卡托迪尔佐教授（ProfSartonoKartodirdjo）八十岁寿宴时，王福涵中风了，在班迪拉彼医院（RumahSakitPantiRapih）住院。自那以后，他都与轮椅相伴。
　　他留下了六本已在印尼出版的著作和近三千本历史藏书。然而，依我所见，在这数十年里他最卓越的贡献，就是在社交媒体中展现历史。这位史学家最常投稿予《棱镜》（Prisma），该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是印尼社会科学家们重要参考。在这26年里，他在《时代》（Tempo）杂志上刊登了70篇专栏。其文章也经常刊登在《罗盘报》（Harian Kompas）上。他是一位公众知识分子。
　　王福涵所作的历史研究深受法国专家保罗·慕斯（PaulMus）的启发，保罗·慕斯主要撰写关于越南的历史。保罗·慕斯认为，农村是东亚多个国家的心脏，如欧洲的城市。在哈里·J·本达（HarryJ. Benda）的指导下，王福涵在耶鲁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茉莉芬县区：19世纪的官绅和农民》（TheResidencyofMadiun：PriyayiandPeasantinthe19th Century）。这项研究使王福涵关于类似新秩序时期的20世纪30年代殖民时期的研究成为焦点。王福涵在印尼大学的论文是关于荷属东印度的溃败（RuntuhnyaHindiaBelanda）。虽然印尼已独立，但很明显，无论在态度还是政策上，其实就是新殖民主义。苏哈托政府时期，王福涵的作品围绕着殖民时期的事件，显然是在讽刺新秩序（OrdeBaru）制度下的时局。
　　虽然这总结显然不全面，但是王福涵的一些观点可描述如下：
　　第一，在1602-179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KongsiDagangHindiaTimur，简称VOC）时代，贪污腐败曾大规模出现。员工工资低，他们不得不通过贪污来取得重要位子。为了“收回本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出售县长以及其它官职，出价最高者得。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是努山达拉（Nusantara）诸多王国最大的“大老板”，在爪哇尤为明显。1799年12月31日，这家公司宣布破产，并被荷属东印度政府接管。职员贪污减少。如此一来，贪污暂时藏匿，因此其得以根除得力于政府采取强硬的行动。
　　第二，尽管个人贪污个案减少，但荷属东印度政府（HindiaBelanda）仍与宗主国互送利益。例如，将强迫种植制的作物运往欧洲的运输垄断权交给荷兰贸易公司（Belanda Nederlandsche Handel-Maatschappij， 简 称NHM）。显然，荷属东印度并非把改善土著人生活安康当作其发展目标。在殖民地区加快经济增长，为殖民者谋利，才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这样一来，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必须知道，为什么要反贪？真是为了社会大众的经济福利呢？还是给人一个假象而已？
　　第三，不需依赖政府的非官绅及中产阶级，在推动社会变革中扮演战略性角色。加上其它各因素，1998年中产阶级支持的大学生运动足以推翻掌权已久的统治者。如果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联合起来，对统治者而言是非常危险的。2005年印尼政府有关燃油的政策很有可能会引起这两个阶层的不满。
　　第四，仍然关于中产阶级，他们深受税务问题困扰。国王的顾问们认为，政府政策成功的重中之重就是“钱，更多钱，无穷无尽的钱”，正如法国税务专家加布里埃尔·阿尔丹（G.Ardant）所言。在欧洲现代化国家，税收是均衡贫富的工具；向富人征高额税是维护低收入群体的福利。税收也让中产阶级有了高度的政治意识。例如在美国历史上，税收问题极其重要，以至于出现“没有不同的税收就没有不同的阶级划分”的口号。在印尼历史上，殖民时期的税务问题相当敏感，对农民和百姓强制收税经常引发民众起义。
　　王福涵还写了很多历史事件。他曾经讲述过历史中的“枭雄”，即打手，还有国王或掌权者用来对付百姓的混混。王福涵见证了阿孟古拉一世（AmangkuratI）的暴政，例如为了巩固政权而残杀批判王室的伊斯兰教士。
　　正如王福涵在作品中讲述的，希望社会能以史为鉴。于我而言，王福涵最宝贵的遗产是使历史源于社会又回归社会。
　　此文是对之前已刊登在《印度尼西亚媒体报》（Media Indonesia）的（《从王福涵获得的历史教训》）（PelajaranSejarahdariOnghokham）和《时代报》（Koran Tempo）（SeleraOnghokham）（《王福涵的爱好》）的两篇文章的修改与补充。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