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作品
　　1968年，王福涵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学校，他积极选修保罗·穆思（PaulMus）的各门课程，他在印尼大学就读本科时就非常仰慕保罗·穆思（Paul Mus）。1975年，他完成博士论文，论文的主题是他一直关注的、关于19世纪荷兰殖民主义统治下爪哇官绅和农民之间关系的动态研究。
　　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灵感，来自于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Moore）关于现代社会形成中农民和贵族之间关系的思想，以及埃里克·沃尔夫（EricWolf）关于世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作品。王福涵使用摩尔（Moore）的观点分析荷兰殖民主义在爪哇的经历，这导致传统统治者的地位在遭遇现代殖民官僚体制时不断衰落。此外，随着殖民农业政治制度的变革，殖民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农民耕种者和地主征收的赋税（在种植园徭役）越来越高，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
　　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他自己感觉欢欣雀跃。“我喜欢它，”王福涵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1975年3月24日写给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信）。尽管如此，这篇论文还不足以代表他完整的思想，他需要在很多地方进行修改。
　　在这个过程中，王福涵反复修改论文，甚至将论文观点拓展为几个独立的主题，并发表了题为《普隆事件：从19世纪爪哇农村政治角度分析峇迪纳税人的起义》（ThePulungAffair:ATax Payers Revolt from Patik-Aspec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RuralPoliticsinJava）的文章。
　　完成博士论文一年之后，他在荷兰诺德韦克豪特召开的荷兰-印尼历史会议上宣读了这篇文章（参阅Lapian dan Day，1978; Onghokham,2003:77-109）。在他引用的故事中，略带调侃之意。传统史学将荷兰人定义为理性阶层，而他则反转过来，将荷兰人描绘为愚蠢的、不理智的、被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偏见所禁锢的形象。与此同时，农民在王福涵的眼中则对他们的叛乱有着充满理性的理由。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努力，表现了人民的理性和上层社会的不理性，甚至昏庸无能。”他还打趣他以前的荷兰老师雷辛（Resink），这个荷兰人称他文章的内容令他感到很受伤害。
　　一年后，王福涵发表了题为《不可思议与偏执：对布罗多迪宁格拉特事件起源的调查》（The Inscrutable and the Paranoid: An Investigation intotheSourcesoftheBrotodiningratAffair）的文章。
　　这篇文章于1978年第一次发表在关于东南亚历史变迁的耶鲁母校刊物上（Onghokham, 1978; Onghokham, 2003b:3-74）。
　　在王福涵所有的文章中，《布罗多迪宁格拉特事件》是印尼国内外学者理解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殖民主义和东南亚历史的最为重要的参考文献。他研究了荷兰官员和政治权力日渐衰落的爪哇县长之间的抗争，这个过程引起有趣的争论。布罗多迪宁格拉特的故事详细地描述了爪哇传统领袖即官绅阶层，为了恢复他们的传统权力，在面对日趋完善的殖民官僚机器所做出的一种徒劳无功的抗争。
　　结论
　　王福涵在印尼史学中的重要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通过对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19世纪情况的调查，他得出结论认为农民起义和成为反抗的流行意识形态的查亚巴雅（Jayabaya）符号概念，表明了农民反抗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源是税收问题。他不同意将农民起义的根源归结于根植在爪哇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传统的救世主意识或宗教思想，而倾向于将原因归结到高税收，这是殖民政权最大的需求。
　　第二，农民起义并不是一个独立于国家对农民的政策和政权结构之外的现象。这些因素相互决定着彼此的发展和方向。他在《普隆事件》（PulungAffair）和《布罗多迪宁格拉特事件》（BrotodiningratAffair）等著名文章中相当清晰地描述了上述问题。在农业社会的农耕文化中，农村是形成社会政治动态的重要因素，不但影响了上流社会，而且影响了由荷兰殖民主义以及之后的继承者印尼共和国为代表的现代权力结构。
　　在上述两个思想方向上，王福涵为印尼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