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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涵——全能的历史学家 (1)

安迪·阿赫迪安(ANDI ACHDIAN)
  

当回顾王福涵(Onghokham)(1933-2007)的思想历程,找寻他对印尼史学的贡献时,我们很快就面对一些事实。首先,在1975年完成关于茉莉芬(Madiun)农村社会变革的博士论文之后,王福涵再也没有一部完整的作品能够代表他关于印尼历史的思想。大卫·里夫(David Reeve)正在撰写王福涵的传记,他声称王福涵突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变得“小有名气(Mini-Selebritas)”,使得他无法将他关于印尼历史的见解完整地表达出来。在给好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在路上被人认出来,有时候会很尴尬,就像电影明星一样。我还得假装认识他们”(1978年4月20日写给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信)。
  第二,他对印尼历史的广泛兴趣,也阻碍了他去专注于某一个思想形式,精耕细作,达到极致。
  王福涵是一位多产作家,思想敏锐。他从成为历史系学生开始,就定期在《明星周报》(StarWeekly)上发表关于印尼华人问题的文章。后来,他出版了一本书,包含了他从1957年到1960年 的 文 章(Onghokham, 2009)。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又为印尼媒体撰写文章(Onghokham, 2002 和2003),直至退休和去世前几年。
  农村人的历史
  即便没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王福涵对印尼史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将从1962年3月开始说起,两年之后他完成了印尼大学文学院历史专业大专论文。在给丹尼尔·列夫(DanielLev)的信中,王福涵描述了他在爪哇农村旅行所见所闻的深刻印象。“关于农村人的现代历史,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有趣之处……”。“至今,现有历史描写的对象主要都是精英,有政治家、民族领袖、外交家及其他”(王福涵于1962年3月写给丹尼尔·列夫的信)。列夫(Lev)的回复支持了王福涵的看法。丹尼尔·列夫写道:“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上流社会和农村人之间的距离似乎相差太远了,现在的上流社会对农村人的生活所知甚少。”(丹尼尔·列夫于1962年5月26日写给王福涵的信)。
  这里我们感觉到王福涵正走进印尼现代历史撰写丛林中的一块无主之地。实际上,他并不孤单。同一时期,沙托诺·卡多迪佐(SartonoKartodirdjo)正在撰写以万丹(Banten)农民起义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沙托诺(Sartono)的博士论文,题目是《1888年万丹农民起义的条件、过程和结果:印尼社会运动的个案研究》(ThePeasants'Revolt ofBantenin1888,It'sConditions,Course and Sequel: A Cas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inIndonesia)清晰地将农民置于历史主角的位置之上。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与当时印尼史学以荷兰为本位(Neerlandosentris)的历史视角截然不同。不过,在阿姆斯特丹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沙托诺于1966年才完成了他的作品。
  王福涵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将他的观点以书面形式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在那个时期,他阅读了法国学者保罗·穆思(PaulMus)的《越南:战争社会学》(Vietnam: Sociologied'uneguerre)(1952)(关于保罗·穆思,请查阅Chandler,1999:149-191)。王福涵认为,这本使用17世纪法国短文体撰写而成的作品晦涩难懂。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帮助下,他对保罗·穆思的思想有了粗略了解。保罗·穆思强调农村是东亚国家的心脏(与西欧经验中的城市相比),且具有自治性质。后来,在耶鲁大学留学期间,他听了保罗·穆思的许多课程。(Onghokham,2002: xxii-xxiii)
  王福涵获得了吸引人的研究资料,那是雅士贝勒斯州长(ResidenJaspers)有关中爪哇北岸,如南望(Rembang)、布罗拉(Blora)和巴蒂(Pati)一带的萨民运动(GerakanSamin)的秘密文件。这份资料是他从前任巴蒂县县长(Bu-
  patiPati)获得的。有了这份文件,他的资料可以说齐全了。他也完成了题为《萨敏主义:20世纪初农民运动时期的文化和经济社会研究》(Saminisme: TinjauanSosial-Ekonomi dan Kebudayaan pada Gerakan Tanidari Awal Abad ke-20)的学士(SarjanaMuda)毕业论文。他发现到,拥有土地的农民,而非农民雇佣工或没有土地的农民,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农民运动的主角。此外,还存在“殖民赋税”的问题。他认为,这是起义的主要原因(请查阅Onghokham,1964),而不是由沙托诺·卡多迪佐提出的殖民地居民对“公正女王(Ratu Adil)或千福年传说(Mileniarisme)”的信仰导致的。
  我们发现,王福涵完成了耶鲁大学学业之后,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已经非常成熟了。不过,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王福涵从就读印尼大学历史系开始的学术发展之路。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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