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筑界的华人，尽管很少提及，但他们贡献良多。因为建筑师是一个不依赖族群因素的专业性行业。此外，几乎没有其他人能够造就华族建筑师在印尼设计的建筑作品，也没有人能运用华人建筑师的建筑策略。韩和全（Han Awal），古纳万·查约诺（GunawanTjahjono），约翰·希拉斯（JohanSilas）和艾果·波拉沃多（EkoPrawoto）等人的名字与华族并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如此，华族建筑师在建筑界的贡献颇值得记载，因为他们参与了整个建筑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并在各种建筑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篇关于华族建筑师的记录，也是为了消除那些认为印尼华人只是在房地产、技术和设计方面有建树的看法。正如本文所述，华人建筑师的重要贡献恰恰在于建筑文化和社会中体现。有的维修村落、修复旧建筑、或者保护传统文化，有的为大学、市政府、社区私人机构和贫苦民众工作，有的在建设新城，当然也有的只为富人工作。
　　在众多华人建筑师当中，有的是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第一批建筑设计师。有的参与成立印尼建筑师协会（IkatanArsitekIndonesia，简称IAI），为教育界效力，并建立历史性机构。有的在苏加诺（BungKarno）和阿里·沙迪金（AliSadikin）手下工作。有的参与成立新的建筑活动。有的成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有为大开发商和与苏哈托关系密切的家族效力。这种多样性使在撰写有关建筑界中华族的文章变得十分有趣，因为它显示了华族的多样性及他们为建设国家和塑造国家形象（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本文仅限于笔者了解的一些华族建筑师，因为有关华族建筑师来源的信息有限且不确定。笔者相信，由于缺少部分华族设计师的背景信息，肯定还有华族建筑师未被收入本文。此外，尽管他们在宽阔的建筑界做出重大贡献，也不可能收录所有华族建筑师的信息。还有一个事实，即不是所有建筑师（华族或非华族）会公开他们的作品（导致获取信息不全）。本文的数据也有限，有些部分故事较长，有些部分从有时不太准确的商业互联网资源中获取的寥寥几句。尽管如此，希望本文可以指出华族建筑师在印尼建筑历史长河中的角色。
　　已有的材料里，有的很有趣，也有的令人失望。有趣的是，尽管爪哇岛以外有许多建筑学校，但雅加达、万隆和爪哇省的其它几个城市仍在这个竞技场中占主导地位，该记录是以爪哇人或雅加达为中心的。是不是大多数华人建筑师集中在爪哇岛的大城市里？也许是由于媒体的报道偏向在爪哇的建筑师？希望有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显示华人建筑师在其它地区工作。其次，几乎所有建筑师是从下面这三所著名的建筑学校毕业的：万隆工艺学院（InstitutTeknologiBandung，简称ITB）、印尼大学（UniversitasIndonesia，简称UI）、万隆巴拉扬安大学（UniversitasParahyangan，简称Unpar），其中大部分还到国外继续深造（尽管有部分人通过奖学金项目出国）。这显示出建筑专业和印尼社会的阶级形成。而令人失望的是几乎没有资料显示华人女性建筑师的存在。非华人女性建筑师的信息也没有。实际上，据笔者印象，曾在建筑学校学习的学生和任教的老师当中（大部分是华人），每个年级大约一半是女生。这令人感到焦虑，因为以反对建立和鼓励社会变革而闻名的建筑专业却无法打破性别关系的传统，反而助长重塑印尼（华人）社会的父权结构。
　　本文按时间顺序排列，从殖民时期、苏加诺当权时期、新秩序时期、到后苏哈托时期，对华人建筑师进行描述介绍。在每个时代，都隐含着几个主题，表现出对建筑领域的广泛见解，所有这些主题都与华人建筑师有关。
　　殖民时期
　　林满志（LiemBwanTjie）（1891-1966年）的名字最近才出现（Handinoto, 2004; Dikken,2002）。此前在关于印尼建筑师的名册里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实际上他是第一位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TechnisheHoogeschool）学习的印尼建筑师。在三宝垄，依然屹立着由林满志于20世纪30年代设计的几栋现代热带风格建筑。20世纪50年代，他在棉兰、万鸦老和安汶设计了一些建筑。1947年，他有机会为苏加诺总统设计官邸。1959年，他在万隆准备了一栋房子，用作建筑师们举行大型会面的场地，也用来讨论成立印尼建筑师协会（IkatanArsitekIndonesia，简称IAI）章程的地方。关于林满志、他的工作和他所处时代的信息，我们能了解建筑界以及华人建筑师在印尼历史中的作用。
　　建筑是复兴的艺术。20世纪初，也就是新时代（Zaman Baharu）才在印尼出现，是由荷兰建筑师引入的一种新的建筑运动（Kusno,2013）。正是在这个动荡并充满新的热情时期，林满志成长起来并开始创作作品。
　　林满志出生在三宝垄一个已经在该地生活了四代人的富裕家庭。他是家里唯一有机会到荷兰学习的孩子。这个学习机会的获得，离不开家族生意网络和殖民政府的政策变化。林满志是在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政策发生变化的新时代长大的。限制华人居民活动的“通行证制度”（Sistempass）已经取消；华人社区的经济也被释放到自由市场；印尼精英家庭也有机会把孩子送去荷兰读书。
　　这一变化与席卷世界的“现代性”灾难相吻合。这种现代性采取了多种形式，包括反殖民主义、革命和新身份。在荷兰，林满志有机会成为中华会（ChungHwaHui）的理事，他回到三宝垄后继续参加中华会活动。他参加的这些活动把他带到爪哇华人的“上层”社会（Handinoto2004）。
　　1929年，林满志在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上海工作几年后，回到三宝垄。那时，他对现代性已经非常熟悉，已经准备好迎合社会上层人士、希望拥有“现代”风格的别墅和办公楼的愿望。十年来（1929-1939年），他将富裕华人的身份用具有现代热带风格的房屋和别墅表现出来。华人精英阶层一般都能跟得上世界文化的发展，可以接受林满志呈现出来的建筑语言。热带现代建筑风格是一种通过动态的空间和形式组合将自然与技术结合在一起。这种建筑语言对华人社会来说是新事物（尽管一些荷兰建筑师已经尝试过）。历史学家汉迪诺托（Handinoto）（2004:125）提到：与林满志的设计相比，唐人街地区的华人房屋的形状或许多富裕华人的印尼式房屋看上去都“过时”了，林满志设计的房屋更符合当时那个年代的风格。
　　林满志的作品受荷兰殖民社会结构的限制。他从来没有机会设计政府控制的公共建筑。他的网络仅限于上层阶级，但他能够表达出一种能代表华人精英阶层现代性的建筑语言——一种具有热带气候和现代华人风格的建筑语言。印尼独立后，20世纪50年代，林志满才有机会为公共建筑服务。他设计的所有作品都带有现代风格。20世纪60年代由后殖民印尼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如F·斯拉班（F.Silaban）和苏尤迪（Sujudi）开发出这种风格之前，他是第一位一直不断地展示热带现代主义建筑的印尼建筑师。（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