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世界上哪个父母亲不伟大？为儿牺牲、为儿不吃、苦而不言的等等，说不完道不尽；但也有狗血的母亲，弃婴、虐儿等等数不胜数。
　　妈生我之时必定经过分娩过程的强烈疼痛，甚至以生命代价换取我可以吸上世间的第一口气。
　　妈是苦命的女人。外祖父母居住在北亚齐美伦小阜，由于家境贫寒，养不起妈；妈一出世就被父母送给了余家；余家是个大家庭，在极度重男轻女的年代是可想而知的，妈没有得到真正的父爱和母爱。也遭受异兄弟姐妹的排斥。
　　妈长大后嫁给居住在司马委的爸，算是过上小康生活，然而像邓丽君唱的歌词“好景不常在”，1966年印共事件发生蔓延到司马委，打、杀、抢华人，当时爸和全司马委的男人都被抓到海边，从头至下淋上红漆，在烈日下晒干后逐个放回家，那时我刚出世。不久就被驱出亚齐，大家都奔向回国的路途，举家举阜的难民来到了苏北距民礼十多公里外的丹南村集中，以待中国派来的“光华轮号”来接我们回祖国。集中营是用茅草搭建的寮棚，这寮棚原本是用来风干烟叶所用，一寮棚容纳百家，里面家庭以围着的麻袋布为界，当时干活、生产都属于公家，大家一齐吃大锅稀饭，苦不堪言。
　　后来听说中国政府取消“光华轮号”接侨民的消息。1970年难民们迁徙到民礼路13公里定居，总算有了一户一茅屋的温暖家庭，也解散了“共产制”，各家都可以自谋生活，当时没有改革开放这一词。
　　然而在预备回国之前，爸全部的储蓄都先寄回了国内，随身的盘缠所剩无几，一穷二净，三餐难过。吃了一餐愁一餐，下一餐没饭吃就一家人比赛喝水，看谁喝得多。那时我已经5岁了。慢慢的，我家开始做薯粉（淀粉）由削薯皮，用工具搅碎再压出其汁，沉淀后晒干方成薯粉，妈也开始做糕点卖，要我早晨五点起床卖糕点；妈再三吩咐，一块糕点十盾，两块……从此有了初步认识的算术基础。
　　糕点卖完，妈脸上就浮出笑意，卖不完，妈的眼眶一红，泫然欲泣，卖不完要亏，我不懂，但印象深刻。早晨五点起床对幼年的我感觉是痛苦的，欲醒又睡，起不来；经常一起床就哭。家里又没点心，卖糕点时肚子饿了，就摘路边的柏子充饥(jambu klutuk)。
　　我怀疑妈是机器人，做糕点工作繁杂，忙到三更半夜，清早四点赶紧起床继续做；白天不但面对生活压力，还要照顾六个打打闹闹的孩子加上经济拮据，捉襟见肘的窘迫环境都呕心沥血地硬扛，也没患上“斯得蕾氏”症。妈很痛苦，但从来没抱怨过生活的痛苦。一天我午觉醒来，看见妈独自坐着漱漱地流泪。
　　十三公里村民都受华文教育，印尼文反而不会，每天卖完糕点上课就读中文，自上“第一册”至高四的学费，都不是我自己亲自付给老师，直至初中需要乘搭朋友的脚车到十二公里难民村上初中时，从此学费要我亲自交给老师；当向妈讨学费时，妈一听，骤然眼睛红了，那噙着泪水的眼眶，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至今历历在目。当时我心里发愿，要把我所读的每一个字(中文字)，一一换回学费的价值。幸亏读到1978年初中二上就停学了，停了就不必再交学费，当时很高兴,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听人家说是政府直接管辖难民村，警察警告不可再读中文，人人自危。
　　人到了贫穷绝境的时候，不能以自己的力量摆脱困境之时就想借助外在力量来帮助，妈大概是这样。她开始求神拜佛，供养佛，门前安上天神；当时就轰动了全村，“启侨嫂拜神了”，“穷人要拜佛”，什么话都有，难听死了。村里的前难民都有一颗热爱新中国的赤心，后来一代受的教育倾向一种主义，无神论遇到拜佛人当然是耻笑，揶揄。妈忍辱不作声。
　　妈不但拜佛念经，还付诸于行动，常做善事。家里无米炊还送穷人一包米，在村里是不可思议之蠢事，把村人的下巴都笑脱了，也成了人前的热论。
　　一次我患了肠炎病（后来才被黄医生确诊），病了一个多月，瘦得皮包骨，但查不出啥病，又没钱看医生，必须储存一个星期的钱才能去看一次医生，便宜的医生便宜看，一医再医，始终不能痊愈。一次存了更多的钱想去民礼著名的Herman医生给我看病。搭乘公交车去民礼时，车上遇到一位少妇也带着一位女儿去看病。妈和她攀谈了起来，那少妇一把鼻涕一把泪说没钱看病等等，谁知妈从兜里掏出存蓄了一个多月给我看医生的钱都给了她，然后下车返航。幸亏我大难不死，抑或是天注定。
　　又一次妈卖了糕点后到佛寺上香，把卖了糕点所有的钱连本带利塞进了功德箱里。爸打工回来后问钱呢？妈三缄其口，再三逼问妈把话实说了，爸的脸拉得老长，气得差点晕了过去。
　　妈含辛茹苦的终于把我们养大，满头白发是妈操劳的见证，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是妈痛苦的痕迹。老年享清福了，却对我说：“以前很想睡觉没时间睡，现在可以安心睡觉，却睡不着了。”苦命的妈。
　　火总会有熄灭的时候，人总有垂暮之年。妈在一个下午与世长辞，当时我们兄弟陪在床侧，助念阿弥陀佛圣号，后来诸多孙子逐一到来助念，圣号洪亮，足足念了八个小时。从妈走的那一刻，嘴巴微开，苍白的面部表情，当佛号念到六个小时的时候，面目开始慈祥红润，嘴巴紧闭。这或许是妈一生所修到的公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