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周边地区的种植园不断发展，吸引了大量中国人。有些被东印度公司抓去当奴隶，也有的成了工匠，靠各类技艺维生，慢慢地做生意的华人越来越多。在丹格朗，塞尔蓬地区，自17世纪以来，中国人不断涌入，不少人在东印度公司允许的范围内经商贸易，但垄断权依然掌握在东印度公司手上。直至今日仍能听到像“文登华人”（Cina Benteng）这样对华族居民的称呼，这一点既与历史记载相一致，也能说明加纳斯的《芝沙丹尼》中的巴·格隆冬这样的人物存在的合理性。
　　必须承认的是，雅克·斯派克斯总督（Jacques Specx，1629-1632）为巴达维亚的华人经商提供了有利的经商条件，聪明能干的华人也善于把握机会，生意自然越做越大。可以说除了不能享受政治权利，华人已然成为巴达维亚居民，直到有一天突然被视为眼中钉，并于1740年遭遇大屠杀。
　　随着经济日益繁荣，巴达维亚的华人数量迅速增加。但是，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贪婪造成生态灾害，引发失业潮。
　　华人获得了在周边地区砍伐森林、开垦土地的好机会。很快甘蔗种植业包括糖厂得以蓬勃发展，并能满足全球市场需求。从1680年至1720年，不仅土地开始贫瘠，糖厂制糖用的柴火也越发稀缺。东印度公司随后改变政策，实行配额制，不再鼓励种植，并降低采购价。整个17、18世纪，东印度公司对胡椒和其他香料、咖啡、蓝靛等农产品均采取上述严控措施。由于土地和配额问题恶化，亚洲市场份额有一定的下降，以及西印度生产的食糖价格更便宜，东印度公司农产品无法在欧洲市场竞争，这一严控措施才被迫取消。
　　1740年大规模屠杀华人事件经常被简单地解读为东印度公司觊觎华人掌控的商业而痛下杀手。然而，真正的问题显然更加复杂，现阐述如下：
　　1、殖民政府给巴达维亚的每一个族群都委派了一名事务长官，专门负责管理与东印度公司有关的一切事务。那时，华人群体的事务官是连富光（Ni Hoe Kong），官衔是甲必丹。这样做的目的是东印度公司不希望卷入不同族群内部复杂的事务和矛盾当中。
　　2、自1650年以来，当建好城市堡垒，政府就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原住民安置在堡垒外的周边地区，称作“周围地区”（Ommelanden）。对华人群体采取不一样的政策。原住民事务官受荷兰土著（原住民）事务专员管辖。而城内的华人居民只由华人甲必丹管辖，华人甲必丹的权力也只限于华人区。此政策管辖混乱，即使受荷兰事务专员管辖，原住民区与殖民政府沟通困难混乱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更不用说事务官独立管辖的华人区。事务官最初都是由种植园经理担任，被叫做“波西亚”。实际上只有在向政府上缴税赋时波西亚才真正扮演起联络政府的事务官的角色。但随着糖厂倒闭，工人下岗，经理这个岗位也就不复存在了。
　　3、由于裙带关系、贪腐、权责不分、官商勾结等弊端滋生，东印度公司的殖民体系已是日益腐朽。比如负责华人移民事务的两位主要官员，总督阿德里亚·法根尼（Adriaan Valckenier）和东印度政府委员会高级官员古斯塔夫·威廉海姆·巴隆·冯·伊姆霍夫（Raad van Indie Gustaaf Wilhelm Baron von Imhoff）就经常互相推诿责任，针锋相对。这种混乱的殖民管辖体系产生了致命后果，只要在周边地区发生超出华人事务官职责范围的问题，城内的华人居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