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华人和军人经常被视为两个彼此分开的实体。这种说法经常出现在民间的传说中，它说华人不敢打仗。即使在今天，当大众媒体展出具有华族背景的士兵或军官的身影时，许多人仍会惊讶。
　　历史背景
　　18世纪，爪哇人包括爪哇国王，总是蔑视华人。在荷兰记载中，当马打兰王国苏苏胡南·巴古布瓦纳二世（SusuhunanPakubuwanaII）得知华人居然敢攻打巴达维亚（1740年）时，他甚是害怕，因为在爪哇，大家都认为“华人被视作女性一样，很懦弱，只适合做生意或当收费站的收费员”（Nagtegaal,1996:221）。
　　他们对华人有个刻板印象，即“胆小鬼”，华人不敢拿起武器上前线打仗——这显然是仍然通过口头流传到20世纪。一位来自东爪哇的传奇政治人物，鲁斯兰·阿卜杜甘尼（RoeslanAbdulgani）说道，小时候，母亲用爪哇语演唱道德教义的歌给他听，歌词写道：
　　用稻草绑着冰块
　　光头的华人不敢打仗
　　一位资深艺术观察家，少年时期在东爪哇罗戈占卑（Rogojampi）观看的卢德鲁克（Ludruk）表演中听过这首歌，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2013年7月18日与AgusDermawan，通过电子邮件获得该信息）。请注意，在20世纪60年代，这首歌仍有人传唱，令这首歌在爪哇人社群中重新流传开来。
　　通过这些民间传说复制的刻板印象没有历史基础。相反，历史数据和记录提供的是与事实相反的信息。其实华人已经掌握了军事科学，包括武术和军事技术（枪支、大炮等等）。
　　17世纪上半叶，华人已经在军事和技术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当马打兰（Mataram）部队于1636年袭击吉里（Giri）时，苏南·吉里（SunanGiri）在恩德拉塞纳（Endrasena）的指挥下得到250名华人射手的帮助。安东尼奥·赫德（AntonioHurdt）对谏义里（Kediri）的最终包围并成功俘获了敌军。其中一位是华人司令员，他与特鲁纳贾亚人（Trunajaya）并肩作战，负责处理枪支。华人除了在经济生活、贸易、政府中发挥作用外，在军事领域也起积极作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武术专家，例如印尼拳术（Pencak）、迪比（Thipie）游戏、何时及如何使用棍子。关于此事，我们查阅许多参考文献，文献中记载了华人与爪哇岛北海岸县长们之间的冲突（1691-1693年）当中已有熟练战斗华人的身影（Kasdi, 2003:306-307; Carey, 2008:32）。
　　华人重要的军事行动是他们与爪哇军队结盟，于1740-1743年对抗东印度公司（Kongsi Dagang Hindia Timur，简称VOC），也就是被称为“华人抗争”（GegerPacinan）事件。战争的根源系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对华人的屠杀，这令荷兰东印度公司徒增许多麻烦。幸存的华人逃往东部，与同样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政策不满的爪哇人（马打兰王国）结盟。苏苏胡南·巴古布瓦纳二世（SusuhunanPakubuwana II）一开始是站在反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一方，但后来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结盟。事实证明，华人——爪哇联盟能够击溃卡尔塔苏拉（Kartasura）的巴古布瓦纳二世王宫，并任命玛斯·伽兰迪（MasGarendi）为国王，即苏南·库宁（SunanKuning）。荷兰历史学家诺尔鼎（Noorduyn）（1987:271）说得很对：1740年是“爪哇大部分地区一系列长期战争的开始”。（详情参见本部分的《关于华人抗争的编年史叙述》）。
　　到了21世纪，人们认为印尼华人与军事界分离的看法仍然很强烈，如下所述：
　　历史上，印尼国军和华族的关系确实不太好。九三零事件后，华人被怀疑是共产中国派来的代理人，于是他们就不得不经历与其他前印尼共产党干部相同的命运。区别在于，特别是对华人而言，这种共产主义偏见与种族偏见是一致的。而华人，不论他们信奉天主教、基督教、还是信奉伊斯兰教，都必须放弃他们本身的文化。
　　这种歧视蔓延到印尼国军招募中。据说，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华人被招入军事学院（AkademiMiliter）就读。如果在军队里当医生或工程师，这是有可能的。不知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到何时（Saragih，2012，斜体部分来自笔者）。
　　上面的摘录似乎不明白那些在印尼国军具有医学背景的人“确实存在”，并且为数不少，并非“可能有”。2013年12月有报道称，印尼国军司令穆尔多科（JenderalMoeldoko）将军任命一位具有华人血统的一星将官担任印尼国军健康中心（PusatKesehatan）主任。
　　这篇简短的文章描述华人青年们参与保护祖国的活动。几名华人青年通过层层艰难的选拔进入国家军事学院、海军军事学院、空军军事学院学习。他们当中一些人拥有良好的职业生涯并成为印尼国军高级军官。本文还特别介绍他们在军队医疗卫生方面的服务。
　　海军
　　比起其它军种，华族在印尼共和国海军建军初期就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印尼海军 有 李 约 翰（John Lie）（1911-1988年）的身影。甚至后来，现代战舰也以这位国家英雄的名字来命名。
　　1946年6月的某一天，印尼共和国海军总参谋长M.巴尔迪海军上将（KepalaStafUmum ALRILaksamanaIIIM.Pardi）接见一位名叫李约翰（即约翰·李请泉，JohnLieTjengTjoan）的年轻的客人。李约翰一听到苏加诺和哈达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这位正在中东航行的船员就希望能马上回国。返国后他立即申请加入新成立的印尼共和国海军。于是M.巴尔迪（M.Pardi）和李约翰之间有如下的对话：
　　“李约翰，你加入海军，希望得到什么级别的军衔？因为你的经验很丰富。”
　　李约翰答道：“我不是为军衔而来，我来这里是为了在海上作战，因为这我拥有的是一般海上的经验和知识。”
　　接着，通过萨赫兰海军上尉（KaptenSaheran），李约翰获得了成为印尼海军一员的决定书，同时被任命为三级军衔。那时军衔被称为“三等海员”（MatroosDerdeKlas）。尽管只是三级军衔的海员，但那里许多军官向李约翰讨教各种海事知识。
　　对于李约翰来说，军衔级别不是他特别关心的问题。像革命开始时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其他年轻印尼人一样，他们都有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捐献的精神。约翰·寇斯特（JohnCoast），一位在革命时期就认识李约翰的英国人这样评价：“他是一位爱国的印尼人，按族群成分他是一名华人，按宗教信仰来看他是一名基督教徒，但是李约翰是最后一位而且是最勇敢的日惹（读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舰队的舰长。
　　按照纳苏蒂安（A.H.Nasution）（1988）大将军的观察，李约翰的成就“在印尼海军里无人能比”，是“在共和国的生存面临最严重的危机时的舰队司令”；他参与平定“南马鲁古共和国”（RepublikMaluku Selatan，简称RMS）叛乱的行动，“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PemerintahanRevolusionerRepublikIndonesia，简称PRRI）叛乱行动以及“全面人民斗争”（Perdjuangan Rakyat Semesta, Permesta）叛乱行动（见Resume Pendapat，2009）。通过这些行动，人们认为李约翰捍卫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完整性。李约翰逝世后被安葬在雅加达卡里巴塔英雄墓园（Taman MakamPahlawan，简称TMP）。为了表彰李约翰的功绩，2009年印尼政府授予他“国家英雄”称号。五年后，KRI战舰命名为“358李约翰战舰”（KRIJohn Lie358）（详情见本部分的《李约翰》）。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几位年轻的华人跟随李约翰（JohnLie）的脚步，从印尼海军 学 院（Akademi Angkatan Laut）毕业，成为军官。包括陈科栋（Ch.TanKoTung）（1960年）、陈彦（TanJan）（1961年）、郑甘兴（YopieTheKanHien）（1965年）、郑德良（TheTikLiang，印尼文名Pratiknotedjo，1965年）和陈友山（Tan Jou San，印尼文名Jus Kristanto，1966年）。还有一位印尼海军飞行员叫洪安敦（AntonAng）（Santosa, 2014:204-205）。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陆战队中也有一位华人军官。在东帝汶的军事行动中，“这位军官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在每次战斗中都勇往直前……但很可惜，这位军官在一次近距离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一位认识李约翰的前海军参谋长贝纳·庚·宋达［KSAL Laksamana（Purn.）BernadKentSondakh］这样回忆道。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