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大选，万丹省民族主义政党获得的国会选票比宗教政党更多。斗争民主党在万丹省的三个选区：丹格朗市，丹格朗县和南丹格朗市，以及大印尼运动党在四个选区：勒巴(Lebak)、西冷(Serang)县、西冷市和芝勒贡(Cilegon)市取得优势。以伊斯兰群众为基础的政党，即福利公正党只在一个地区，即班底兰/班德格朗(Pandeglang)获得优势。这个状况与2014年大选相差不远，斗争民主党和大印尼运动党也获得多数选票。
　　这个状况似乎回复到1955年大选时期万丹的政治色彩。当时，万丹是伊斯兰政党即玛苏米(Masyumi)控制的区域。印尼问题专家HerberthFeith在《印尼在1955年大选》一书记录，玛苏米在万丹获票达到224,000张，比获票104,000张的印尼国民党(PNI)多一倍，比获票84,000张的伊联党(NU)高二倍。在当时前万丹州(Keresidenan)，玛苏米党比印尼国民党更优势，获票高于西爪哇其他几州，甚至是最高的。当时印尼共产党是全国第四大党，获票相当少，只有9000张。令人疑惑问的是，为什么在1955年是伊斯兰政党控制的万丹，有强烈伊斯兰文化色彩的区域，在改革时代大选却被民族主义政党打败？
　　在1999年大选，斗争民主党在万丹区域的所有六个县市取得大多数选票。当时，万丹还是属于西爪哇的一部份，受到改革运动反对新秩序政权浪潮的影响。大选结果，斗争民主党获票飙升，虽然不太多，即约在23.9%(芝勒贡市)到40.3%(勒巴)之间。
　　这个比例已经相当超越于从业集团，从业集团在新秩序时代常常获票70%以上。除了斗争民主党，对从业集团的冲击也表现在：建设团结党在班底兰和西冷，以及国民使命党在丹格朗市和芝勒贡，获票相当多。
　　但是，从业集团选票滑落不太久。在2004年大选，已改名的从业阶层党能够扳回选票，在万丹六个县市获胜，虽然这个榕树党只能够取得微小的优势。从业阶层党的获票在17.1%和36.3%之间，被获票相当多的斗争民主党在勒巴和福利公正党在丹格朗市紧紧尾随。在2009年大选，受尤多约诺总统在大选当选的影响，从业阶层党开始受到民主党的赶超，民主党在丹格朗县市能够比从业阶层党获票更多，虽然差距不大。民主党在勒巴比获票27.9%，丹格朗 25.2%和丹格朗市30.9%。
　　吸引人的是，在2009年大选，福利公正党在万丹的五个区域获得大多数选票。在丹格朗，西冷和芝勒贡平均获票有十几个百分比。甚至在丹格朗(县和市)获票能够超过从业阶层党，虽然不多。这意味着，民主党在2009年大选获胜对福利公正党有正面的影响，而对斗争民主党产生负面影响。
　　不能否认，万丹在各个时期，几次立法机构的选举是不断变化的区域。这个区域从1955年大选玛苏米党的“绿色”，在新秩序时代变成从业集团的“黄色”，以及在改革时代变成斗争民主党的“红色”，和大印尼运动党的色彩。
　　国家调研与创新机构(BRIN)资深研究员LiliRomli说，万丹是非常动态的。雅加达出现什麽问题，肯定会影响万丹。当雅加达出现改革运动时，社会的政治选择会与对政党选择相关联。同样的在2017年雅加达出现原生主义(Primodial)的阿学事件时，也影响万丹的选民。2019年大印尼运动党在四个区域的胜选，被视为是2017年雅加达事件的沉淀。公众寻找代替佐科维的人物，这个人是伯拉波沃。
　　选择大印尼运动党是伯拉波沃燕尾服效应和他的反对派立场。LiliRomli说，它带来的后果是，如果有比伯拉波沃更好的佐科维反对派人物，大印尼运动党在万丹的选票能够下降。不可否认，伯拉波沃燕尾服效应抬高了大印尼运动党在万丹八个区域的获票。万丹地方议会议长，也是大印尼运动党地方理事会主席AndraSoni也支持这个说法。他认为，万丹选民对伯拉波沃的效忠度和兴趣很高。他说，其实2019年伯拉波沃并没有完全来万丹拉票。
　　反之，斗争民主党在万丹的优势也是佐科维总统候选人在2014年大选的燕尾服效应，导致在勒巴和丹格朗县市和南丹格朗市获胜。甚至斗争民主党2019年大选在丹格朗县获票52.2%，是改革时期获票最高的政党。
　　目前民主党能够在勒巴和丹格朗市维持优势，因为有ItiOctaviaJayabaya县长和AriefWismansyah市长。而福利公正党还依靠南丹格朗市和班底兰，目前开始从之前建设团结党的票仓转变成福利公正党的基地。
　　在万丹东部的政治状况如何？大丹格朗(Tangerang Raya)是与万丹西部(西冷和芝勒贡)和万丹南部不同。在丹格朗，中间阶层比例相当大，对更独立的选民有影响，但是对日常政治持批判性态度，同时趋向观望与实用主义态度。
　　这个状况与万丹西部和南部不同。社会经济与文化水平的状况，使很多地方精英利用社会资本巩固亲朋关系。控制地区的头头，与当权官僚，甚至宗教教长紧密结合，成功的掌握选民，形成有主宰性的亲朋权力。
　　这影响着政党的选择特点。在万丹西部和南部的任何地区，有维持地方首领，“好心”的权力王朝。这个紧密结合的关系，对公民社会力量造成强大的压力，使它不能发出有力的批判声音。
　　在这样的状况，一般社会没有能力与这些“王朝”竞争或反抗，因为资本力量的强大和官僚的网络。带有亲朋戚友，个人关系色彩，甚至实用主义，成为更能主宰，导致政党的宗教认同成为无力。在这样的局势下，民族主义政党能够取得比伊斯兰政党更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