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银行放松管制之前，房地产企业家从银行通过贷款获得土地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房地产企业家们倾向于联合起来，像BSD项目那样，共同组成一个财团来收购大片土地。或者企业家像苏玛列贡那样，能够动员自己的社交网络。例如梁世帧，是通过家族资金和在海外的华人网络来推动椰风新村（Kepala Gading）区的发展的。1976年刚成立苏玛列贡有限公司（全宝集团）（PT. Summarecon Agung）前期，他们从香港的银行，大和伯达尼亚银行（Bank DaiwaPerdania）雅加达分行获得资金支持。
　　筹集资金的另一种方法是让参与业务的政府和军队加入。在这方面，郭再源（SugiantoKusuma，通常被称为A Goan）和汤米·维纳塔（Tomy Winata，即郭说锋（OeSuat Hong）,1958-）各有各历史故事。20世纪80年代初，汤米开始和郭再源合作。1985年，陆军（西利旺义师，DivisiSiliwangi）拥有的珀拉贝拉银行（BankPropelat）改为阿达格拉哈银行（BankArthaGraha）。他们成立了阿达格拉哈集团（ArthaGraha），是郭再源和汤米与苏哈托家族［2］和管理军事贸易的卡尔迪卡基金会（KartikaEkaPaksi）的联合体（Aditjondro,2006:73）。这些国家、军事和商业集团的实力在他们的远见卓识中可见一斑——他们通过1987年成立的达那亚萨有限公司（PT. DanayasaArthatama）——将市中心（不是城郊）视为实现大规模转型的舞台，以实现将雅加达中心打造为“新曼哈顿”的梦想。来自达那亚萨有限公司的第一个“超级街区”（Superblock）概念是苏迪曼中央商务区的实体形式出现的。
　　为了实现“地球城市（GlobalCity）”的雄心壮志，达那亚萨有限公司（PT.DanayasaArthatama）邀请澳大利亚建筑师菲利普·高丝（PhilipCox）和来自新加坡的特许管理会计师工会（CIMEInternational），将苏迪曼（Sudirman）地区变成“超级街区”，成为“印尼第一座也是最大的融合区”（ThefirstandthelargestintefrateddevelopmentinIndone
　　sia），这里规划总建筑面积超过250万平方米，配有基础设施，可于1995年完工。1992年，众多部长和高级军官，以及雅加达首都特区省长，威约格中将（WiyogoAtmodarminto），按下了启动价值7.5万亿印尼盾项目的按钮（apaka-bar@access.digex.net, 1996）。这个超级街区项目只能通过强大的财政、军事和政治力量来完成，因为它需要在一个有许多村庄的城市中间建造新型建筑。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城市中心——在城市中心的部分村庄不得不消失了。通过苏哈托总统家族基金会和军队的影响，郭再源和郭说锋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可以在市中心建设建筑群。他们的活动表明，不仅要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概念创新，而且需要新秩序时期统治者的合作，房地产业可以毫无障碍地竞争和发展。通过“阿达格拉哈”这家企业，郭再源和郭说锋改变了雅加达市中心，并表明房地产业可以跨越政界。
　　上面的介绍显示了郭再源、林绍良、徐振焕和黄奕聪集团，以及梁世帧等更独立的企业家的各种商业策略。他们的风格足以激发想要进入房地产界的企业家。但房地产业是在1989年政府放松银行监管后才蓬勃发展。但也是这个放松银行监管的政策—没有严格的法律文书约束—最后成为199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银行放松管制
　　1990年，银行放宽管制，为房地产投资提供了机会。1990年初，私人银行（包括国内和国外的私人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银行放宽管制政策对房地产行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需要房地产投资的企业家可以自己开设银行。其它银行也很容易向希望从事房地产业的企业家提供信贷，尤其是需求来自大型企业家的情况下（包括来自银行的需求）。那时，人们认为房地产是肯定盈利的行业——太有利可图或太大而不能失败。银行还希望通过提供大规模贷款来增加投资组合，因为房地产业被认为是所有业务中的王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房地产业成为主要典范，因为房地产价格平均每年增长30％，而银行收取20％的利息。银行业务和房地产业是互惠互利的，而规则很容易被打破。房地产企业家只需要出示土地使用证即可获得贷款资金，而这些准证的获取变得越来越容易，尤其是在1994年中央政府授予地方县长和地方政府参与发行土地使用证的权力之后。银行放宽管制后，各个发展商买地似乎没有任何限制。而且他们不需要再互相合作。
　　多达15个企业集团立即加入房地产领域，并在雅加达附近购买土地。我们不清楚他们具体的生意交易详情，但在1995年年终，印尼房地产行业由10家大发展商主导，他们控制着大雅加达区（Jabotabek）70%的住房用地。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发展商是华人。徐振焕是掌握最多土地使用证的发展商（几年之后，在苏哈托家族（通过）班邦（Bambang）和郭瑞登（Swie）能够在钟果（Jonggol）收购30,000公顷土地之前）。
　　在发展商心目中，土地储备不违反商业道德。土地储备被认为是商业策略。所有发展商都使用土地储备这个策略。小发展商也跟风囤积土地（达到50公顷）。经计算，土地价格趋于上涨，因此在建筑物建成很久之前就会变成金矿。而且，当土地数量变得有限时，土地价格将上涨。
　　当时的发展商并没有真正考虑通货膨胀的风险以及必须由购买者承担的土地和房屋价格的上涨。因为大部分土地是通过向银行借贷获得，利息和税费随着获得越来越多的土地而增加。发展商们最后提高土地和房屋的售价。房价是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承受不了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展商不再听从政府的建议，按照1：3：6的比例参与建造廉价房屋（即每建一间豪宅，必须建3间中产阶级房屋和6间廉价房）。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