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华商们售卖白棉布和其它峇迪制作原料（Veldhuisen,1996:19），还与阿拉伯商人一道收购爪哇岛北岸的家庭作坊所生产的峇迪布。他们在售卖布料、颜料、蜡及其它峇迪制作材料中所起的作用，为后来（19世纪和20世纪初）爪哇岛华人社会的峇迪工业集约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1800年以前土生华人制作的峇迪，可谓一布难求。笔者费尽周折找到一份资料，即在日惹峇迪博物馆（MuseumBatikYogyakarta）所收藏的一块中国丝绸布的下方边角处，装饰着峇迪工艺制作的图案。据峇迪博物馆拥有者估计，这块峇迪丝绸布是18世纪末或200年以前制作成。
　　根据上述有限的资料，笔者做出以下两点推测：
　　1.在1800年以前，土生华人，尤其是爪哇岛北岸地区的土生华人，一般从事峇迪生意，而不是峇迪生产商。他们收
　　购的峇迪布是乡村地区爪哇手工作坊的产品，消费者则是不懂峇迪制作工艺的爪哇人。
　　2.在1800年以前，在爪哇岛北部沿海城市出现了土生华人家庭作坊，少量生产峇迪布。这些家庭作坊生产出来的峇迪产品，仅限于从业者家族内部使用，或在土生华人社会内部少量出售，尚未出现向爪哇岛和努山达拉群岛各地的大众消费者进行商业推广的现象。这是因为爪哇居民多习惯为家人亲手制作峇迪布，而富有的家庭则比较喜欢从印度进口布料，包括印花棉布（kain chintz）和巴托拉布（tenunpatola）（Veldhuisen,1993:26）。
　　3.土生华人峇迪布使用华人文化特有的图案如龙、凤等，原材料则使用制作披肩的丝绸或制作长裙（jarit）使用的棉布，峇迪工艺通常运用于整块布料或部分布料（通常是边角处）。
　　1800年至1899年期间
　　这个阶段是荷属东印度华人峇迪工业崛起的初期。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印度印花棉布和巴托拉布输入荷属东印度的数量下降，为进口面料替代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Veldhuisen, 1993: 26）。爪哇人、华人和阿拉伯商人迅速在北加浪岸(Pekalongan)、井里汶(Cirebon)、拉森（Lasem）和其它地区成立了风格迥异的峇迪布料公司。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是手绘峇迪布料如长裙（kainpanjang）、纱笼布和披肩布，使用天然染料如海滨木巴戟（Mengkudu）根皮、靛青、Tegeran木、Tingi木和Jambal木进行染色。
　　这些公司最初的产品是印度面料的峇迪仿制品。如，北加浪岸（Pekalongan）生产的加姆波朗（Jlamprang）图案就是模仿印度巴托拉（patola）纺织布料的图案，而拉森和北加浪岸生产的树木峇迪布图案则是模仿印度印花棉布（chintz）的图案。即便如此，根据莱佛士的记载，在当地华人社会也可见到使用华人文化图案的峇迪布（Veldhuisen,1993:28）。
　　根据使用颜色的种类，19世纪土生华人制作的峇迪可分为：
　　1. Bang-bangan峇迪图案，红色图案，白色或奶白色底，用来制作日常或喜庆服饰。
　　2.Kelengan(biron)图案，白色或奶白底色，蓝色图案。这种峇迪图案仅限于丧葬场合使用。Kelengan峇迪
　　由土生华人峇迪作坊制作而成，或由土生华人峇迪商人收购爪哇家庭作坊制作的内地/宫廷/荷兰皇家风格的kelengan峇迪。他们将内地风格的kelengan峇迪布直接出售，或加上褐色后作为sogan布卖给爪哇消费者。
　　3.BangBiron峇迪图案，白色或奶白色底，红蓝相间的图案。
　　4.TigaNegeri峇迪图案，是红、蓝和褐三种颜色的组合。与土生华人制作的其它峇迪图案不同，笔者猜测TigaNegeri峇迪图案是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制作，综合了三个地区的土生华人峇迪生产商的峇迪制作工艺和优秀的染色技巧。红色产于拉森，蓝色产于北加浪岸(Pekalongan)、淡目(Demak)或古突士（Kudus），而褐色则产于梭罗或日惹。在1890年至1950年左右，TigaNegeri峇迪是十分时尚的礼服，象征着土生华人妇女的上流社会地位。
　　19世纪上半叶，爪哇北岸地区如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和拉森的土生华人手绘峇迪业获得迅猛发展（Veldhuisen,1993:58）。笔者估计，北加浪岸、井里汶（Cirebon）和南安由（Indramayu）等地的峇迪业也获得同样快速的发展，因为这些地区的峇迪工业规模比巴达维亚、三宝垄和泗水（诗都阿佐和锦石）要大。比如说，拉森的峇迪企业经三宝垄港口向占碑（Jambi）和巨港（Palembang）大批量地出售峇迪布。在土生华商聚集的峇迪中心地区，凭借峇迪手工艺者的生产能力和设计风格，再加上高明的商业手段，土生华人峇迪商们能够满足荷属东印度境内各个族群消费者的需求。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