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实行的《进口危机条例》（Crisisinvoerordonanntie）赋予荷兰殖民政府临时停止进口和规定具体商品进口额的权力（Prince，1989；Nawiyanto，2010）。这一条例旨在保护荷属东印度的工业，推动荷属东印度产品的主要购买国进口贸易的发展，以及保护进口与分销机构的利益。在规定进口额时，殖民政府会咨询其顾问机构，即于1934年由荷属东印度的西方进口商成立的荷属东印度大进口商联盟（Nederlandsch-Indische Vereeniging van Importeurs-Groothandelaren，简 称NIVIG），（Linbald，2003；Nawiyanto，2010）。
　　19世纪30年代殖民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反映了殖民政治经济的转变，从1870年左右实行的门户开放和自由贸易政策转向强化国家干预的经济制度。实际上专门针对日本贸易的进口限制政策实施使许多华商获利。限制政策使得从日本进口的商品总额下降，并且减轻了日本低价商品和日本商人带来的竞争压力。另外，中国政府努力改善与荷属东印度的贸易关系，使华人进口商得以参与中国商品进口配额问题的谈判。而且从中国进口的贸易活动没有被视为对荷属东印度的威胁。这些举措没有白费功夫，而是成效显著，1935 年至1940年中国商品进口额的回升就是最好的证明（Nawiyanto，2010）。
　　同样重要的是，由于日本纺织品进口受到限制，华人企业家有了重振经济地位的机会，尤其是在纺织品生产领域。他们也趁着殖民政府大力发展国内纺织业的机会，把握时机发展。政府这一措施催生出土著纺织品生产者，即使有些只是昙花一现。华人企业家的情况则与之不同，他们凭借坚忍不拔的精神、雄厚的资本实力和畅通的贸易网络，很快就接管了原本颁发给土著纺织品生产者的纺织许可证（Sutter，1959）。
　　譬如1939年，印尼人在马查拉雅（Majalaya）开的1,500家纺织公司中，有335家公司转让给华人。马查拉雅地区94家土著纺织企业出售的案例研究显示，其中55%的公司被华人收购（Sutter，1959）。1940年华人在纺织机械中的出资份额占比30%，到1942年占比升至31.5%。而1937年华人在该地区手工纺织企业中的出资份额达36%。进口限制政策也给井里汶陈振连（TanTjin Lian）的灯泡工厂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Nawiyanto，2010）。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