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贸易方面，华人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商贸确实是最多华人从事的领域。1930年荷属东印度政府开展的人口调查结果表明，在爪哇有58%的华人从商（The，1989）。由于他们在租赁土地、进入公共行政领域工作方面受到重重限制，因此经商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1910至1926年限制华人居住地和出行政策的撤销，为华人巩固其在商业领域的地位提供了机会（Robison，1986）。1930年，近2%的华商属于商业巨贾，但是其余的大部分（88%）是零售商（Suryadinata，1986）。
　　在贸易网络的各个环节都能发现华人的身影。以新客华人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华人是中国产品的进口商，尤其是最重要的纺织品。更多华人是充当把西方进口商和当地消费者联系起来的中间商和零售商的角色（Twang，2004）。各种关于当地情况的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现象。举例来说，据1930年中爪哇三宝垄的高级专员P·J·拜勒费尔德（P.J.Bijleveld）报道，华人控制着中介贸易。在东爪哇，波诺罗戈（Ponorogo）的高级专员H·M·凡·阿尔德玛（H. M.vanAltema）和区长维达纳R·萨益·普拉威洛萨斯特罗（Wedana R. Said Prawirosastro）也报道了华人在中介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还掌控着峇迪蜡染布的商店经营和材料买卖（Nawiyanto,2010）。
　　华人的贸易网络不仅对欧洲进口商来说尤为重要，同时对日商在荷属东印度势力渗入之初也极为关键，因为日本商人正是依靠华人贸易网络销售日本产品（Post，2002）。很多华人都经营小店铺，这些小店铺几乎遍布每一座城市和村庄。其他华人当流动商贩，俗称“货郎”。他们通常用扁担挑着货物到偏远乡村兜售；经常采用记账方式，分几次还清赊货款。这些货郎大部分是客家人，众所周知，他们身强体壮，能够长途跋涉贩卖东西（The，1989）。
　　除了贸易行业，华人与荷属东印度烟草业的发展也密不可分。例如，在被称作烟草业中心的古突士（Kudus），1929年期间15家营业的大型烟草公司中就有8家属于华人。同年，古突士县27家中等规模的烟草公司中有8家也属于华人。一部分小型烟草公司也是由华人经营，其中1933年在古突士县有14家，巴蒂县（Pati）有22家，南望县（Rembang）有9家，布罗拉县（Blora）有6家（Budimandan Onghokham，1987：138）。华人对爪哇其它地方的烟草业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1929年，万由马士（Banyumas）地区的15家烟草公司中有11家属于华人。到1931年，华人拥有的烟草公司数量增至14家（BudimandanOnghokham，1987）。
　　在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华人企业家发现荷属东印度市场的购买力正在下降。在进口贸易领域，华商面临着日商销售日产廉价商品带来的激烈竞争。日本贸易的大规模扩张使一部分华商受挫。比如说在日惹，德·科克（DeCock）总督报道说，日本商人对已站稳脚跟的华商而言是强劲的竞争对手（Kwartanada，2002）。同时，1934年巴达维亚的高级专员L.G.C.A·凡·德尔·胡克（L.G. C.AvanderHoek）描述道，日商给华商带来了重重困难（Nawiyanto，2010）。比起欧洲商人和本土商人，日本商人是更危险的竞争对手（Liem，1995）。
　　华人进口商尝到了和日本商人竞争的苦果。例如，由华人贸易公司独占的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贸易活动呈下降趋势，进口贸易在1930至1933年间急剧减少50%左右。例如坯布（KainGreys）的总进口量从7.5%下降至0.37%。在与日本商人进行陶瓷制品和床单布（KainSheeting）贸易竞争时，华人进口商也是举步维艰（Nawiyanto，2010）。
　　为了应对日本贸易活动的威胁，巴达维亚最大的纺织品进口商庄西言（TjungSeeYan）号召发起抵制日货行动（Twang，2004）。但是，抵制日货呼声并不是应对日本在荷属东印度贸易威胁的唯一举措。一部分华商也把日本商业扩张视为新机遇，抵制日货的呼声并不能阻挡他们与日本公司建立商业合作关系。因为从长远来看，这一合作能带来利润（Kwartanada，2002）。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