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NoviBasuki，中文名
王小明。穆斯林学者，中国问
题专家。著书甚多，其关于中
国的文章曾发表在《罗盘报》、
《爪哇邮报》和网络媒体，如
《Historia》、《Mojok》、《Kumparan》、
《Tirto》与《Detik》。

　　我们不能不承认，自1990年下半年两国关系正常化20多年以来，印尼与中国的高层关系持续升温。这个假设至少得到两个前提的支持。一是两国官员互动频繁，无论是互访对方国家，还是在国际论坛期间举行的双边会晤。
　　除了哈比比，因为其总统任期短暂，没有一位印尼总统没有访问过中国。古斯杜尔和佐科维更是在担任我国总统之后，将中国列为最早出访的国家。
　　苏西洛并没有将中国作为其访问的首个国家。但是，我们晓得，直到现在，苏西洛仍然是唯一一位两次提高印尼与中国关系的地位的总统，因而使两国关系如今如此密切。
　　我们记得，2005年苏西洛将印尼-中国关系的地位提升为战略伙伴。2013年再次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有了这一新地位，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称赞的那样，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到达“上天入海”的地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天上、地上、印尼海域几乎没有中国不能合作的领域。
　　第二，印尼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持续增长。印中贸易额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初期仅为14.8亿美元左右，到2022年猛增至1090亿美元以上。必须承认,随着印尼与中国的进出口额的增加，使中国成为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尼自2008年以来每年都出现数十亿美元的逆差。原因之一是,印尼对华出口的是附加值最低的原材料，而印尼从中国进口的是成品或半成品，附加值高。
　　除贸易关系外，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也有显着增长，特别是自佐科维总统时代以来，中国在前任总统时代从未跻身对印度尼西亚投资最多的前三名国家，立即飙升至第二位；若将来自香港的投资也归类为中国投资的话，则列为第一位了。
　　旅游业也出现了增长。自2005年印尼与中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赴印尼旅游的中国游客年均增长25.82%。2005年只有数十万的中国游客，现在已跃升至数百万前往印度尼西亚短途旅行的游客。不仅是人数，中国游客占访印尼外国游客总数的比例也有所上升：从2000年的0.32%，上升到2015年的12.21%。这样，中国的排名从第25位上升到第3位，成为印尼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国。
　　上强下弱的两国关系
　　然而，这种强大的高层关系似乎并没有得到基层同样强大的支持。这可以从两国人民对两国的看法所显示的强烈的互不信任中看出。
　　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反华国家——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印度尼西亚之所以被视为如此，有几个因素，其中之一是“连续性的历史问题”。我之所以如此说道，是因为在每个时期，我们都发现总有一个反华时刻。荷印殖民时期有1907年的“红溪惨案”，旧秩序时代有1959年的政府10号法令，进入新秩序时代有1965年的“九卅事件”，以及之后的一系列事件。然后，改革前的1998年骚乱，一直持续到现代；出现了大量反对华裔领导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还不是在谈论拒绝中国外劳和中国投资的舆论了。
　　有趣的是，这种反华事件通常表现为以特定宗教名义行事的团体，虽然，人数可能不多，但非常积极地参与当代印尼政治，有能力以结构化、系统化和有组织的方式动员群众。
　　因此，在过去几年中，我国公民对中国的积极看法经历了真正的退化，这也许并不奇怪。最近，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全球态度调查”显示，印尼受访者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2018年多达53%的印尼受访者对中国持好感，那么，在恰逢政治年的2019年，这一数字降至仅36%。事实上，在2014年，有多达66%的印尼人也有如此看法。
　　相比之下，对于主要是穆斯林的印尼人民来说，中国仍然被认为是一个特别反伊斯兰教的国家。除了季节性的政治因素外，至少还有其他三个因素是原因。
　　第一，历史因素。中国，尽管最近有许多研究否认中国参与，但民间仍有人认为是策划1965年“九卅事件”的国家。尤其，在政变后上台的政权，通过实施反政府活动获得了合法性，在国内外执行反对共产主义政策。与此同时，中国政治运动不断，更升级为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同时出现动荡的两国政局，使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越来越大。
　　第二，思想因素。印尼是一个具有潘渣西拉意识形态的国家，其第一原则是“全能的上帝”。与此同时，尽管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倾向于采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混合意识形态，而不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死板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因而被误读为反宗教国家；因为共产主义是源自于马克思；在1843年创作（1844年发表在《德法年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导言一文，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精神上的鸦片”。因此，印尼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经常被视为处于截然不同的关系——尤其是对穆斯林而言，然而，他们却是印尼人口的大多数。
　　第三，我想称之为“知识停滞”的因素。也就是说，不少印尼人对当代中国的状况缺乏了解，例如，与宣传了几十年的“政权”称谓的中国相比，中国经历了许多变化。
　　尤其是对宗教而言，的确，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针对宗教信徒和礼拜场所的冲击行为。
　　这里我特意使用“无一例外”一词，是因为，任何宗教信仰都免不了被红卫兵的骚扰和破坏，且不说伊斯兰教等外国宗教，就连儒家等源自中国哲学家思想的教义，也难逃红卫兵的破坏对象。甚至于被跟随毛泽东路线的中共党员，也遭到无情的镇压，邓小平是其受害者之一。
　　然而，1976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路线，从“政治领导一切”转向“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从那时起，一个以邓小平为主要制定者的经济发展成为主流的新中国诞生了，这一政策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
　　1982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了“十九号文件”。这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最系统、最全面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官方文件。即使在今天，除了宪法之外，这份文件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宗教政策的参考。
　　在那份文件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检讨：承认过去尤其是文革期间犯下的宗教错误，承诺不再重蹈覆辙，将保证其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
　　调制共同点
　　总之，印尼与中国高层关系密切，与人民的熟悉程度不成正比，这是因为双方对彼此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尤其是印尼，我们还习惯用冷战时期的眼镜来看邓小平时代以来变化很大的中国。因此，任何有中国味道的东西总是被怀疑和警惕的目光所注视。
　　只要我们的观点是这样，不管印尼和中国的高层关系多么亲密，也不能保证这种关系能长久。苏加诺时代的印尼-中国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由苏加诺发起的雅加达-北京轴心，在一夜之间被擅长利用和延续我们宗教社会中的反华情绪的新政权瓦解。
　　为了尽量减少这段黑暗历史重演的可能性，未来，印尼和中国政府都需要想办法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道格拉斯·约翰斯顿（DouglasJohnston，2003）所指的“基于信仰的外交”（宗教外交）或许值得加强。例如，通过交换宗教领袖在各自的教育机构学习和/或教学。也可以通过学术界之间的研究合作来找到伊斯兰教义和中国教义之间的共同点。
　　中国穆斯林学者普遍承认，不少主要源于孔子哲学的中国教义实际上与伊斯兰教是一致的。清代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刘智在其廿卷的《天方典礼》序言中写道：“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习先圣先王之教也。”意为，“尽管伊斯兰教义包含在阿拉伯经文中，但它与儒家教义没有什么区别。尽管穆斯林实行阿拉伯的崇拜方式，但是，就像是在执行对中国圣人、圣王的礼仪”。
　　希望通过这种“基于信仰的外交”，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使双方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彼此。译者：亮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