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共和国政治
　　苏加诺建立的民族党开创了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新时代。苏加诺及其他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哈达(MohammadHatta)、沙里尔(SutanSjahrir)等均遭荷兰殖民地当局逮捕流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印度尼西亚前夕，荷兰殖民地当局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及抵御日军进攻的需要，将哈达和沙里尔释放，并支持他们建立抗日组织。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后，苏加诺也获得释放。这些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先驱在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和创建共和国的斗争中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
　　另一方面，日军占领印度尼西亚时期，为拉拢收买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上层领导人，于1943年拼凑了一个称为“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宣教大会”的伊斯兰教政党，印尼文简称为马斯友美（Masyumi）党。该党团体成员包括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atulUlama）和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两大穆斯林组织，以及某些伊斯兰极端派著名领导人。1945年6月1日，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准备调查会的会议中首次提出建国五项原则，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最高指导思想，称为“潘查西拉”(Pancasila),获得与会者赞同。“潘查西拉”五项原则的内容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或人道主义；民主或协商制；社会繁荣或社会公正；信仰神道。这五项原则后来被纳入印度尼西亚宪法，顺序略有变化，内容则没有更改。
　　“潘查西拉”确认印度尼西亚公民必须“信仰神道”，但并没有规定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即实际上承认多元宗教的合法性。其后，苏加诺等民族主义领导人为在政治上争取获得伊斯兰教上层分子的支持而接纳了他们提出的“雅加达宪章”，内容包括规定“穆斯林的生活方式须以伊斯兰教法为准则”等，但没有接受将伊斯兰教定为印度尼西亚国教的要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仍奉行“潘查西拉”为国家的根本意识形态，后来进一步确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孔教）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合法宗教。这说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一个世俗民族主义国家，而不是伊斯兰教极端派主张的政教合一神权国家。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经历了5年的艰苦抗荷独立战争，终于迫使荷兰政府同意签署海牙圆桌会议协定，放弃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并最终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移交主权。马斯友美党为了与当年日军占领当局切断瓜葛，于1945年11月7日宣布重建，仍沿用旧名。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期间，马斯友美党在荷兰及英、美殖民者的支持下，在农村的影响力有所扩大。1950年在印度尼西亚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中，马斯友美党获得49席，民族党获得36席，马斯友美党成为第一大党，并与另一个右翼政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PartaiSosialisIndonesia）合作组成联合内阁，马斯友美党领导人纳席尔（Natsir）担任总理。然而，由于马斯友美党人公开成立“伊斯兰教国”和“伊斯兰教军”，在西爪哇等地发动武装叛乱，纳席尔在舆论压力下于1951年3月辞职。4月，马斯友美党改与民族党合作组阁，由马斯友美党另一领导人苏基曼（Sukiman）任总理。但是这届联合内阁的寿命也仅有一年。1952年4月，马斯友美党再次与民族党组建联合内阁，由民族党领导人韦洛坡（Wilopo）任总理。一年后，两党因政见分歧无法继续合作而分手。1953年7月，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在一些小党支持下成立了以阿里·萨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为总理的新内阁，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均未入阁。这是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极端派在共和国建立伊始的国家领导权争夺中以失败告终的时期。
　　从萨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开始，印度尼西亚政治回到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路线，反映了代表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思潮的马斯友美党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走向衰退，该党离开了印度尼西亚政权的核心，只能继续在农村地区不断发动武装叛乱活动。1952年5月，原来作为马斯友美党重要成员的伊斯兰温和派团体——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宣布脱离马斯友美党。此后，伊联逐步发展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穆斯林团体，它与其他穆斯林组织分分合合，一直同世俗民族主义政党合作，在印度尼西亚穆斯林温和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55年，印度尼西亚举行第一次全国大选，得到选民的热烈拥护，投票率达87.65%。马斯友美党在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地农村穆斯林的支持下，在新国会中仍占有57个席位，并力图与民族党和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等组成联合内阁，但终究因立场不同而失败。接着，马斯友美党一方面继续发动和支持苏门答腊等地的反政府武装叛乱，一方面又加入民族党人领导的第二届阿里·萨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在政局动荡、危及国家安全的形势下，苏加诺总统于1957年3月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同时将最高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结束政党政治，由几个大党组成总统领导下的“互助合作内阁”。因为组阁方案未能实现，苏加诺又改而组建由无党派人士朱安达（Djuanda）为总理的工作内阁，直接向总统负责。苏加诺将这一新体制称为“有领导的民主”。这一变革立即遭到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强烈反对。
　　如果将苏加诺自1945年建国开始到1965年“930事件”后被苏哈托推翻的20年统治分为两个阶段的话，“有领导民主”体制的实施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史上，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这两种社会思潮和政治势力相互争夺，此消彼长。1960年8月，马斯友美党终于被中央政府下令取缔。此后直到20世纪末，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似乎丧失了影响力。
　　然而，苏加诺和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它将面对的两大新对手是迅速崛起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反共的陆军集团。在镇压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支持的各地武装叛乱中，苏加诺和民族党不得不依靠陆军集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则在城市工人运动及收复西伊里安地区的运动中日益壮大自己的力量。它在1957年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第一次获得了最多选票。1963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收复西伊里安地区后，苏加诺总统虽宣布结束军事管制，但陆军集团已经形成一股苏加诺难以驾驭的强大政治势力。
　　1965年“930事件”前，印度尼西亚政局日益动乱。苏加诺为建立新的“统一战线”，提出了“纳萨贡”（Nasakom）的新概念。纳萨贡是由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个印度尼西亚词语的词头拼成的新词。苏加诺领导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企图通过“纳萨贡”团结共产党人和伊联领导的伊斯兰温和派，压制右翼陆军集团的扩张。然而，“930事件”的结果证明，苏加诺和民族党高估了印尼共产党的力量而低估了陆军集团的反共力量。
　　“930事件”的起因是与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无关的。然而，在苏哈托镇压和屠杀印尼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过程中，曾经被苏加诺和民族党视为合作者的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却站在陆军集团一边，伊联的青年团组织——安梭（Ansor）青年团的成员甚至参与陆军残酷杀害印尼共党员及其同情者的行动。从根本上来说，共产党人信仰的无神论与伊斯兰教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印尼共在农民运动中采取了激进的过“左”口号和行动，更加激化印尼共与广大穆斯林之间的矛盾。这些因素使伊联青年团一度沦为苏哈托镇压印尼共的帮凶。
　　2005年，美国一位电影纪录片制作者奥本海默（JoshuaOppenheimer）到印度尼西亚寻访在“930事件”中参与屠杀印尼共产党员的原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所属安梭青年团成员，并拍摄他们模仿当年的杀人过程时，这些“刽子手”们竟依然充满豪情而毫无悔意。唯独时任伊联主席（后当选印度尼西亚总统）的瓦希德(WahidAbdurrachman)后来曾为当年安梭青年团成员的杀人罪行公开道歉。
　　苏哈托在“930事件”中曾利用这些反共的穆斯林来镇压印尼共。1975年，在苏哈托支持下成立了称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长老会理事会（MajelisUlamaIndonesia,MUI）的机构，其成员包括伊斯兰温和派团体伊联及另一穆斯林团体穆罕默迪亚的主要领导人。苏哈托企图通过这个伊斯兰教的最高领导机构进一步控制广大伊斯兰信众。实际上，苏哈托并不支持伊斯兰极端派的主张，而是将伊斯兰极端派视为他的潜在威胁。他在掌握最高权力后，便立即无情镇压伊斯兰极端派组织，使它们在政治上不能发挥作用。然而，伊斯兰极端派势力也利用苏哈托反共的需要，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1998年5月苏哈托被迫下台后，伊斯兰极端派组织立即东山再起。当年8月17日，一名阿拉伯裔的伊斯兰极端派传教士里基格·希哈布（Rizieq Shihab）宣布成立伊斯兰捍卫者阵线（旧译捍卫伊斯兰阵线，FrontPembelaIslam）。它以捍卫伊斯兰教纯洁性为口号，不断煽动并组织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反对印尼世俗民族主义者领导的中央政府，要求用伊斯兰教信仰取代印度尼西亚建国五项原则（潘查西拉），以伊斯兰教刑法取代现代法律，要求建立类似中东某些伊斯兰教酋长国的神权国家制度。为此，他们以“道德警察”自居，禁止穆斯林与异教徒通婚，煽动穆斯林捣毁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制造了多次恐怖袭击事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