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印尼归侨，
大学教授，广东新会人，出
生于1931年，1950年在雅
加达巴城中学高中毕业，
1955 年考入北京大学，
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东南亚研究学者，1993年
起获政府特殊津贴。

　　【摘要】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群岛后，曾被当地统治者作为动员民众捍卫民族利益、抗拒殖民侵略的旗帜。印尼群岛幅员辽阔，传统信仰各异，独立前未形成伊斯兰教统一国家。印度尼西亚拥有2亿以上伊斯兰教徒，是迄今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大多数穆斯林属于伊斯兰温和派。21世纪最初20年间，在中东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影响和渗透下，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经历了从泛滥到逐渐衰退的过程。随着伊斯兰温和派力量的壮大，印度尼西亚国家政治正在回归民族主义即“潘查西拉”的轨道。
　　【关键词】伊斯兰极端主义；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潘查西拉；
　　自2019年佐科·维多多（JokoWidodo）在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中获胜连任后，第二个任期已经过半。有关佐科继任者的种种猜测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有些反对派预料佐科将推动修改宪法以寻求第三个任期，并正在扶植他的子女为接班人，甚至认为他正在构建所谓佐科王朝。也有人认为，在上届大选中失败的退役将领普拉博沃（PrabowoSubianto）将在下届大选中卷土重来并夺得胜利。但是，在下次大选到来之前，印度尼西亚政局还存在诸多变数，上述种种猜测也没有足够的论据，因此未来大选结果还难以预料。
　　其实，在观察印度尼西亚政治的发展时，人们更关注的问题是，在下届总统大选中，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是否还可能如以往那样呼风唤雨，继续成为左右政局的力量？印度尼西亚社会政治思潮究竟将进一步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还是重新回归传统民族主义？笔者认为，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都充分表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当今印度尼西亚公众生活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正在衰退，社会主流思潮正再次向传统民族主义回归。这就是说，佐科的继任者将继续以“潘查西拉”(Pancasila)民族主义思想作为凝聚全民的精神支柱，以捍卫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以维护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宗教信仰为执政理念和奋斗目标。社会政治思潮的这一变化无疑将对印度尼西亚国家未来政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与印度尼西亚早期民族独立运动
　　印度尼西亚拥有2.7亿多人口，其中80%以上是穆斯林，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然而，这一称号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实际上，印度尼西亚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与它的庞大穆斯林人口并不相称，印度尼西亚在伊斯兰世界的作用和影响力甚至不如中东某些小国。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现实政治中所起作用的夸大说法，往往会误导人们的认识和判断。
　　伊斯兰教大约在13世纪末传入印度尼西亚群岛。由于东南亚各地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政治制度有别，传统文化习俗各异，伊斯兰教对不同民族或种族的影响存在许多差异。印度尼西亚习惯被称为“千岛之国”，实际上拥有17000多个岛屿，居住着许多不同的种族，拥有多种文化习俗及宗教传统。伊斯兰教从苏门答腊岛开始传入爪哇岛时，其信奉者主要是沿海地区的马来族商人。关于伊斯兰教如何传入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详细过程，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记载，至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我们可以暂且撇开不谈。
　　可以肯定的是，当伊斯兰教传入爪哇岛内地并为一些王国君主逐渐接纳后，这一外来的宗教并没有如人们想象那么容易在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思想中扎根。这是因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内已先后建立室利佛逝（Sriwijaya）、满者伯夷(Majapahit)等印度教佛教王国。虽然学术界对印度尼西亚群岛是否经历过所谓印度化时期还存在争议，这些印度教佛教王国后来也被新兴的伊斯兰教国家所取代，但印度教和佛教的习俗在当地仍具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地区还保留着多种原始宗教习俗。因此可以说，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并没有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宗教信仰。
　　有些学者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认为，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可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严格遵行伊斯兰教的各种教规，通常被称为桑特里（santri），意为虔诚的穆斯林。另一部分人则并未严格遵行伊斯兰教的教规，或一方面信奉伊斯兰教，一方面仍保留某些原始宗教习俗，他们被虔诚的穆斯林称为阿邦安“abangan”。在虔诚的穆斯林眼中，阿邦安的称呼可能含有贬义，但在农村地区，阿邦安的人数并不少。在伊斯兰教国家中，对信众的这种区分法未必普遍适用，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信众也似乎没有人自称为“阿邦安”，他们更愿意被称为“伊斯兰温和派”。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这一特点的认识，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度尼西亚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演变。
　　17世纪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逐步建立殖民统治后，各地大小王国的统治者曾以伊斯兰教作为发动民众抗击荷兰殖民侵略的精神武器。约1586年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内建立的最大伊斯兰教王国被称为后马塔兰(Mataram)王国，以区别于早期信奉印度教的马塔兰王国。后马塔兰王国同荷兰殖民者进行过长期的抗争，直到1755年分裂为苏拉卡尔塔（Surakarta）王国［或称梭罗(Solo)王国］和日惹卡尔塔(Yogyakarta)王国。其后，这两个伊斯兰教国家及其他一些小王国仍继续以捍卫本民族的宗教习俗为号召，抗击荷兰的殖民侵略。
　　尽管如此，宗教信仰的差异和矛盾绝不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那些伊斯兰教国家对抗西方殖民者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或其后的荷兰殖民者，他们同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伊斯兰教王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宗教战争，殖民主义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掠夺印度尼西亚富饶的物产资源，而那些大大小小的伊斯兰教王国的统治者及其臣民的反抗斗争，也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而决不是出于彼此的宗教信仰差异。正因为这样，荷兰殖民者对那些被他们征服地区的王国君民遵奉的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信仰并未实施干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印度尼西亚群岛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伊斯兰教也始终没有能够传播到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以外的所有地区。临近爪哇岛的巴厘（Bali）岛居民至今仍没有被伊斯兰化而保留印度教信仰，在距离爪哇岛更远的安汶（Ambon）岛等地，当地居民甚至完全皈依基督教，而没有接受伊斯兰教。加里曼丹岛的达雅克（Dayak）族也信奉基督教。这说明，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传播，并没有能够完全排斥基督教和印度教的影响力，更没有能够完全取代当地古老的神秘主义宗教习俗。
　　20世纪初以前，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影响力主要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内，而且主要局限于一些王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内。16世纪中叶，当葡萄牙殖民者在对马来半岛信奉伊斯兰教的柔佛（Johor）和苏门答腊岛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亚齐(Aceh)两国的殖民侵略活动中，柔佛和亚齐两国从未能真正联合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却一直在为扩大和巩固各自的势力而陷于长期的争斗。这场战争从1539年亚齐进攻柔佛的附属国阿鲁（Aru）开始，亚齐与柔佛两国断断续续交战百年。其中因有葡萄牙殖民者的参与而被称为“三角战争”，但实际上从未形成等边的“三角”，而是柔佛和亚齐为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不断分别求助于葡萄牙，其结果也只能是葡萄牙殖民者利用柔佛和亚齐两国的矛盾而最终占领马六甲，进一步扩大了葡萄牙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
　　在荷兰殖民者最终全面占领印度尼西亚群岛并建立荷属东印度殖民地之前，在这个广袤土地上从未形成诸如暹罗、安南、缅甸等统一的民族国家。一方面，这可能与印度尼西亚群岛分布较广，经济交往较少有关，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长达数百年的传播过程中，并未成为促进形成印度尼西亚统一民族（或称国族）国家的精神支柱，更不可能建立类似中东地区那样的伊斯兰教神权国家。
　　20世纪初，在“亚洲之觉醒”思潮的推动下，印度尼西亚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爪哇人知识分子于1908年5月20日在中爪哇日惹（Yogyakarta）市宣布成立一个团体，称为至善社（BudiUtomo）。从它的章程来看，至善社的宗旨并没有任何宗教色彩，它的要求只限于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和保护爪哇人的传统风俗。同年8月29日，至善社又发表修订后的章程。新章程不再使用荷兰文而改用印度尼西亚文，但并没有多少新内容，只是为避免荷兰殖民地当局的反对而用语显得更加温和。不过，新章程的文字改用印度尼西亚文，至少反映了爪哇人民族意识的增强。到1909年底，至善社的成员增加到大约1万人。
　　1911年，中爪哇梭罗市的爪哇人花裙商在萨曼胡迪（Samanhudi）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行业组织，称为伊斯兰商业联盟。它以伊斯兰教为名，目的是团结当地爪哇人穆斯林花裙商，增强他们与当地华人花裙商竞争中的优势，维护当地爪哇人花裙商的利益。可以说，它只是一个商业性组织。早在1909年，爪哇贵族子弟蒂尔托阿迪苏里约（Raden MasTirtoadisuryo）就曾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立称为伊斯兰商业联盟的团体，并于1911年在西爪哇茂物市成立了一个同名的组织。1912年，这三个伊斯兰商业联盟同意合并，并改称伊斯兰联盟，共推著名的爪哇贵族知识分子佐克罗阿米诺托（Tjokroaminoto）为联盟的主席。从伊斯兰商业联盟转变为伊斯兰联盟，表明领导人希望将联盟从一个伊斯兰商业团体发展为一个伊斯兰政治组织。然而，这一转变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此后，联盟成员虽增多，但伊斯兰教并未能增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凝聚力，却因为各种新的政治思潮——包括外来的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导致联盟的分裂，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中逐渐丧失了影响力。
　　以上事实说明，在推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进程中，伊斯兰教虽经常被用作号召群众的旗帜，但并没有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主流思潮，也没有能够左右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方向和运动的成果。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和苏联的成立对东方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当然也不例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的1926年抗荷武装起义以失败告终，印尼共早期的领导人慕梭（Musso）、阿利敏(Alimin)等人被迫流亡苏联多年。关于这次起义的评价不是本文的主旨，但是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在印尼的传播和印尼共领导的武装斗争，给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说明伊斯兰教对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影响力的减弱。
　　印尼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一些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在苏加诺（Sukarno）等人领导下，于1927年7月4日在万隆市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称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联盟，第二年改称印度尼西亚民族党（PartaiNasionalIndonesia,旧译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这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政党，尽管它的政治诉求还只是通过推动民族工商业和发展民族教育来实现民族独立的理想。因此，荷兰殖民地当局在1929年以该党图谋发动叛乱为名，逮捕了苏加诺等领导人。几经庭审之后，最终于1931年判决将苏加诺等流放荒岛多年，该党也被迫宣布解散。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并没有以伊斯兰教作为发动群众和团结群众的精神力量，党的主要领导人苏加诺等都是伊斯兰温和派，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从建党到被荷兰殖民地当局取缔，再到二战后重建，它始终是一个世俗民族主义政党。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青年学生一代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化。1926年，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青年学生组织的代表举行了第一届青年大会，号召青年一代加强团结，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的权益而奋斗。1928年10月27-28日，他们在雅加达召开了第二届青年大会，并通过了被称为《青年誓言》的决议。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都比第一次大会具有更重大历史意义。首先，第二届青年大会首次提出“一个祖国，即印度尼西亚；一个民族，即印度尼西亚民族，一种语言，即印度尼西亚语”的概念，首次完整和明确地表达了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思想。其次，这次会议及其决议没有用伊斯兰教作为号召和团结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共同信仰，而是以印度尼西亚民族大团结为共同的政治理想。出席大会的青年组织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代表了不同种族集团和不同宗教团体，这些青年组织包括“青年苏门答腊”，“青年西里伯斯（今苏拉威西）”，“青年伊斯兰教徒”，“青年安汶”以及一些学生团体等。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伊斯兰教徒”只是参加大会的青年组织之一，而安汶地区则是基督教徒聚居区。后来的研究又发现，出席这次大会的人当中，还有一些是非穆斯林华人。青年大会不是政党组织，但它的诉求无疑反映了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方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