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yanto Aryodiguno,
Ph.D (Asistant Professor At IR SP President University)
　　赖剑文，印尼总统大
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

　　民主和平论是一种国际关系、政治学和哲学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不会或极少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发生战争。不过实际上，该理论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也不保证民主国家会比其他体制的国家来得不好战。
　　民主和平论是相对发展较晚的一个理论。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国家在19世纪末期之前仍相当少见。虽然康德（ImmanuelKant）很早便提出这种理论，但一直要到1960年代这个理论才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康德在1795年写下的论文《论永久和平》中提出了民主和平论的概念，虽然当时他仅是将宪法制共和国作为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康德的理论主张，大多数人们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争，除非是出于防卫。
　　要谈民主和平论，必然需要先定义“民主”与“和平”。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第一、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第二、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第三、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不过，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如何定义“民主国家”迄今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民主和平论”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20世纪版本，认为民主的体制有助于和平，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即使有冲突，也不至于武力相向。“民主和平论”隐含着一个价值取向，亦即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必先走向民主，国际间的和平才有可能到来。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支持者通常主张战争无关于民主或独裁，而是有关力量的评估，最后决定了战争与和平。更具体的说，许多现实主义者批评将和平归咎于民主、自由或和平的理论。依据现实主义的看法，这些现象事实上是由于民主国家之间的结盟所造成的。举例而言，Farber和Gowa (1995)发现民主与和平间的关系只有在1945年以后才有数据上的重要性，他并且将这种和平视为是冷战所人为制造的，也就是当共产国家的威胁逼使民主国家们互相结盟时。Mearsheimer(1990)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分析，主张1945年前英美的和平是由于德国的威胁而形成的。Spiro(1994)找出了几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例子，主张那些支撑民主和平论的证据可能并不如其他研究者所假设的那么大，并主张其他证据显示同盟国家之间的和平是来自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他承认民主国家之间可能有更大倾向会互相结盟，并将此视为是民主和平论唯一的真实影响。Rosato(2003)主张大多数支持民主和平论的重要证据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观察到的；并且发生于一个广泛的同盟内——这个同盟可以被视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其结盟国家，并且由美国所主导和维持。Rosato的主要论点之一便是：虽然在冷战中美国从不曾与另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爆发战争，但美国公开的或秘密的干预了好几次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举例而言，1973年在智利的政变、1953年在伊朗的政变以及1954年在瓜地马拉的政变，在Rosato看来，这些政变显示美国对于保持一个“帝国和平”的意图。
　　而对于这种批评的最直接回应，则主张在控制了同盟间的“共同利益”的变数后民主国家间的和平仍然相当明显。至于批评提出的例子，Ray(1998)则反驳道这种根基于冷战上的解释应该也能预测共产主义铁幕国家之间会和平共处，然而明显的例外包括了苏联侵略阿富汗、越南战争以及中越战争。Ray也主张外部的威胁并没有排除西方国家内部的冲突，在当事国中有一个国家是非民主国家时，例如土耳其入侵塞普勒斯、马岛战争以及足球战争。同时，一个研究指出冷战的解释“会随着冷战后的世界、民主国家和平相处时间的增加而落伍”。Rosato对于美国支配的主张也被批评并没有提供支持其理论的统计证据。一些现实主义的学者也批评民主和平论的提倡者所提供的解释，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前后矛盾或论据不足的。Rosato (2003)批评了大多数对于民主产生和平的解释，他主张关于根基于体制限制上的论点，是与民主国家不会较少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事实相冲突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批评那些根基于民主价值重要性上的论点。而对于根基于更具责任性的领导人的解释，他则发现历史上参与花费高昂的战争时独裁国家的领导人比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更常被赶下台或惩罚。最后，他批评了根基于民主国家即使在危机时也彼此互信互重的论点，和民主国家必须说服不同团体和意见因而战时动员速度较慢、从而减缓战争爆发的论点，引用其他人的观点，另一个现实主义学者Layne (1994)分析了那些没有结盟的民主强权之间所发生的危机，他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有在制度或是文化上的限制能阻止战争；的确，双方民间对发动战争都有强烈支持情绪，不过在所案例中，总会有一方最终判断自己无法负担战争的风险因而进行必要的让步。
　　Rosato的批评也被反批评为带有逻辑和方法上的错误，同时也与现有的统计研究结果不符。Russett(1995)重新检验了Layne研究的一些危机的案例，并且得出了不同的总结；Russett主张对于对方是民主政体的认知能够避免或发挥主要影响阻止战争的爆发。同样的，一个最近的研究发现虽然一般而言国际争议的结果大多是被各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所强烈影响，但如果双方都是民主国家那么这种对比就不再有意义；在这种状况下他发现危机的结果是独立于双方军事能力之外的，而这与现实主义的预期相反。最后，这两个现实主义者的批评都忽略了其他的可能解释，例如以下述及的赛局理论。另一种形式的现实主义批评则聚焦于核武器在维持和平的角色上。对现实主义者而言，这表示在核子强权之间的争议中，个别力量评估可能不重要，因为相互保证毁灭使得单独两个国家更难预料怎样的结果可以被合理的被称为“胜利”。他们认为世界上的核子强权数量过少，无法作为民主和平论的证据，除了极小的一部份之外。此反驳理论即使将一些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独自的核武器计画的国家也列入考虑，例如德国和日本，仍能成立。一些人则举出1999年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卡尔吉尔战争来回复这种反驳。一些民主和平论的支持者并没有否认现实主义的某些因素的确有其重要性，支持民主和平论的研究也证实了结盟关系和主要强国的力量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