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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华人 (2)

汤友兰(THUNG JU LAN)

  华人社会学家
  在印尼华族当中,有一些学者从事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下面笔者了选择一些因作品而广为人知的人物,以年龄顺序排列如下:
  人类学家陈辉祥
  陈辉祥(TanFayTjhion),印尼文名菲力·陈(Felix Tan),是《精华》周刊(Intisari)“人类利益”专栏的作家。他的文章有《谁是原住民》(Siapayang
  asli?)(关于印尼群岛各族群的渊源)、《万隆的来信》(SuratdariBandung)(一种关于社会政治事务的每周社论)和《在美国的生活经历》(PengalamanHidupdiAmerika)(详见Wibisono,2008)。
  他作为专栏作家的职业,始于他在1953年与欧阳炳昆(PK Ojong,即Auwjong Peng Koen)的会面(详见本书第二部分《欧阳炳昆——新闻记者、出版商兼社会政治活动家》)。当时,陈辉祥是一名在象楼博物馆(MuseumGedung Gajah)工作的人类学家。他曾就万隆的九三零事件撰写过一篇内容详尽的配图报道,刊登在《罗盘报》(Kompas)的头版,引起了国际新闻观察家的关注,并获得了美国的新闻奖。
  陈辉祥于1920年出生在邦加岛的勿里洋(Belinyu)。1946年至1952年,就读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asLeiden)人类学专业。毕业后,返回印尼,并在万隆师范学院任教。此外,还在巴查查兰大学(Universitas Padjajaran,简称Unpad)、巴拉扬安天主教万隆大学(Parahyangan)和体育学院兼职。这些大学全部位于万隆。
  1960年,陈辉祥被印尼政府派往美国,在纽约大学攻读图书馆学,并于1962年获得了该领域的硕士学位。他还在临时人民协商理事会(MajelisPermusyawaratan
  Rakyat Sementara, 简 称MPRS)做过兼职翻译,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兼职,因为感觉太过政治化。他是印尼学者统一行动(KesatuanAksiSarjana Indonesia,简称KASI)的九大创始人之一。
  1968年,陈辉祥因大女儿的遭遇而决定迁居美国。他女儿当时8岁,因被骂作“支那人”而饱受心理折磨。事实上,陈辉祥总是称自己是印尼人。在美国,他起初在图书馆工作,在夏威夷的玛纳奥路学院(MaunaoluCollege)任兼职教员,直至1975年。后来,他在夏威夷大学担任亚洲文化教员,教授道教文化和亚洲文明等课程。陈辉祥通晓多国语言,如印尼语、中文、客家话、荷兰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1999年,他才停止教学,时年已79岁高龄。
  社会学家吴银泉
  吴银泉(GoGienTjwan)是《达达普村:殊途同归》(DesaDadap:WujudBhinnekaTunggalIka)(1966)一书的作者,他以政治人物的身份而著称。他曾是制宪议会(Konstituante)成员,还在印尼国籍协商会 (Badan PermusyawaratanKewarganegaraan Indonesia,简称Baperki)担任理事会第一秘书。
  吴银泉1920年9月22日出生于东爪哇的玛琅(Malang)。战前,曾受过文学专业教育,后前往荷兰莱顿(Leiden)继续深造,并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niversiteLibre)获社会政治学博士学位。1945年,他与萧玉美(SiauwGiokBie)一道,动员玛琅的华人青年成立华人青年队伍(Budianta,2012:261)。
  1946年,他加入社会主义党,并在一年后进入该党的领导理事会。1947年,他动身前往荷兰深造。此前曾在外交部任职。在荷兰,他是印度尼西亚协会(PerhimpunanIndonesia,简称PI)的秘书,并在阿姆斯特丹设立安塔拉新闻社分社,后来,在1953年至1956年期间,出任安塔拉新闻社主任。
  吴银泉与左倾的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萧玉灿(SiauwGiokTjhan)关系密切。九三零事件爆发后,他移居荷兰,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asAmsterdam)的亚洲现代史研究所(InstituutVoorModerneAziatischeGeschiedenis) 教授现代亚洲历史,直至1985年退休。
  吴银泉为几本国际期刊撰写文章,其中《华人在东南亚贸易地位的变化》(The ChangingTradePositionof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ume XXIII, Number4,1971:564-575)和《印尼华人:过去和现在及来自彼岸的消息》(ChineseinIndonesia: Past and Present, Kabar Seberang)(Sulating Maphilindo, No 13-14, 1984, 137-56)。他还出版了一些书籍如《印尼华人的同化问题》(The Assimilation Problem of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1968)和《毛泽东》(MaoTseToeng)(1976)。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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