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国移民沿用类似的方法，我们称这种方法为“东南亚式采锡或采金法”。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左右，华人开始在邦加岛上进行规模更大更深入更持续、同时也更加有利可图的锡矿开采工作。
　　1812年，美国自然学家托马斯·霍斯菲尔德（Thomas Horsfield）代表莱佛士（Raffles）到邦加岛视察。他记录了岛屿的情况，并说明了中国技术是如何提高锡产量的。
　　霍斯菲尔德（Horsfield）简要概述了华人所带来的变化。这些被他称为阿成（Assing），如今被称为Un（Oen温）或Bun（Boen温）的华人，很有可能是在18世纪中来到这座岛屿上。正如霍斯菲尔德如下的解释：
　　……他来自中国……熟悉矿石采集和金属提炼过程…还根据那里使用的模型制造了各种工具和机器，传授有关采矿、运河或沟渠各种工程中对水力的使用，制定了各种金属的形状和重量标准（Horsfield，1848:310）。
　　这些革新者拥有一支矿工团队。他们首先在发现矿砂的地方挖洞，这些洞要比之前采矿的洞大得多。之后，在河上建水坝，通过一个大水沟将水引到开采地点，以便将矿洞里多余的土或淤泥运出洞外。为了解决矿洞里的积水问题，矿工们使用了中国著名的农业工具——木制排水设备。用水力推动水轮从而带动与之相连的排水轮把洞中的积水排出。正如霍斯菲尔德（Horsfield）所描述的那样：
　　他们使用华人发明的水泵将矿洞里的积水排出洞外（在各种旅华游记中发现的描述）。这种工具由两股水流，或者由一个工人用脚踩动轮子来带动。水泵的构造很简单，由一定数量的、大小相等的矩形小木板组成，这些小木板置于一个倾斜在矿山之上的长木槽中，然后通过轴连接在一起，连接到链条上……每一块木板凹处都会舀起或搅动少量的积水，以至于在矿井底部的积水中形成一股水流。
　　在中国，这种水车是用来灌溉稻田的，但没有任何记录显示那里的人在采矿时使用它。这种用于采矿的改良水泵似乎是东南亚华人的一种创新，或许只发生在邦加岛上（Jackson,1969:28-54）。在这种情况下，轮子和泵用水力取代了人力。
　　离开（水车）大转盘后，水会流经一个水槽或水闸。这是一种三面长木盒子。矿工们将含有矿石的泥土扔进水槽中，用锄头或铲子借助水流将多余的泥土筛洗干净，然后等优质的矿石沉到水底后捞起来进行冶炼。
　　冶炼也是借鉴中国的方法。在东南亚地区，当地人发明了竹制风箱，由一名男子拉动它，产生一股稳定气流，用于小规模的冶炼。但是，中国人拥有自己独特的冶炼方式，他们使用大风箱来冶炼锡矿石。这些大木箱或钻成中空的树干产生一股更强的气压，提高了熔炉热量。在邦加，树段制作的大风箱需要一组人，而不是一个人来操作，他们通宵达旦、不停地守着风箱。这种来自中国的采矿方法也对工作效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为了改善采矿条件，华人还引进了其它工具设施。他们使用铁钻探测地下层是否存在他们称之为Ciam（铅）的矿产。最后，使用一种木质手推车在狭窄的道路上运输锡条（如霍斯菲尔德所报道的那样，锡条的重量现已经规范化了）。这种运输工具在邦加广泛使用，是岛上特有的交通设施。由于木制的车轮一路上发出刺耳的声音，这种工具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显得十分原始。尽管如此，木制手推车可以帮助人们经过一些复杂的地形，而无需劳烦人力去搬运。这是更有效使用人力的另一典范。
　　或许，在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地区,华裔工人在开采金矿时也使用上述一些或大部分工具。然而，由于黄金储量较小，在同一矿区工作的矿工也比较少，那些工具有时也派不上用场。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一些小规模的锡矿场上，那里仅需要少量矿工，所以仍使用“东南亚式”采矿方法。在这些地方，建造水车和输送水流就太过劳民伤财了。
　　采矿技术的革新表明，从中国到印尼的技术转移确有其事，尽管当地印尼人由于已经拥有用作耕种和灌溉的水泵和碾米机，并没有接受这些技术。不过，木质手推车或许是个例外，但人们至今依然认为那只是邦加岛的“特色”。虽然这些在邦加发展起来的采矿技术传播到邦加岛以外的地区，但仍局限于华人之间，当地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对于这种不情愿的态度，至少有两种解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三五成群的小规模劳作，机器对他们帮助不大，而华人则通过他们称之为“公司”的合作群体，调遣大批移民，并通过奖罚制度进行监工。公司的老板们利用债务（从中国到印尼的路费、所需设备、食物和饮料以及鸦片)、惩罚制度和同乡情谊（共同的利益以及江湖义气）来管理矿工，而当地工人则对这些套路不屑一顾。第二种原因，仅仅是因为采矿本身就是一个过于艰辛的工作。当地人可以通过从事相对轻松的耕种、钓鱼、打猎或其他工作来获得更好的收入，而华人作为外来者，则没有机会从事这些工作。除了采矿，别无他路。事实证明，大多数二代华人会从事采矿之外的工作。无论是做农民、小商贩还是采矿监工，显然他们很少有人愿意做普通矿工。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