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听到“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歌声，就想起六十多年前我在坤甸《黎明报》的一段送报生涯。　　说起我当“报童”的事，还得从叶金华校友说起，他家境贫困，长期与老母亲相依为命，后来他在《黎明报》谋到了一份送报的工作。送报的范围是市中心，大约有四五百份。不久报馆安排他做内勤工作，因此他的这份差事就出现空缺。当时坤甸华人社会思想还很保守、封建，女孩子很少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更不要说是当“报童”。但《黎明报》主张男女平等，打破传统观念，招收女报童。当时与叶金华同班的三位品学兼优、积极向上的学妹：郭圆芳、刘碧蓉和黄桂珍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立即去《黎明报》应聘。刘碧蓉和黄桂珍家境比较困难，而郭圆芳出身富啇，家族的长辈极力反对她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报馆领导考虑到她们能勇敢地冲破家庭的阻挠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前来应聘，实在难能可贵，因此决定三人都录取，将原来叶金华的一份工作拆为三份由她们来完成。她们送报一直送到1953年初中毕业回国深造，才将送报工作传给我们。其中：郭圆芳传给郭圆君；刘碧蓉传给杨俊铭；黄桂珍传给我。这样我在1953-1956年，便上午读书下午送报，当了三年的报童。郭
　　圆君1955年初中毕业将工作传给郭圆伦，郭圆伦1956年将工作传给张珠瑞，我1956年初中毕业又将这份工作加在杨俊铭的身上。这样前后在《黎明报》负责市区送报的“报童”共有九人。
　　开始送报的前几天是由前任送报员带我们一起送的，到了第四天自我感觉良好，我就要求单独去送报。没想到第一次单独送报就出洋相。《黎明报》每天都是一张，但有时增加半张广告，而且当时的报纸是散装的，不像现在一张张叠好。这一天恰好多了半张广告，多了这半张报纸就要夹在大张的报纸里面然后一起抽出来。当时我只有13岁，这么多的报纸拿在手上已经很吃力，再一抽,手上的报纸便撒满一地，地点正好在最热闹的逸仙电影院门口，当时街上车水马龙，人很多，风又大，一下子就将报纸吹得满地都是。正当我急得团团转、满头大汗的时候，只见相识和不相识的人都在帮我捡报纸，当他们一张也不少地将报纸送到我手上时，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们才好。
　　《黎明报》虽说是日报，但一般都是下午2、3点后才能出报，加上当时的印刷机很落后，印刷速度很慢，每小时只印一千来张报纸。印刷机还是一部老掉牙的机器，不但印得慢，还老出故障，报纸经常要在下午4、5点甚至6点以后才印好，给我们这些小报童的工作增添了不少困难和麻烦。但为了及时将报纸送到读者的手里，再麻烦再累，我们也心甘情愿。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即将召开，台湾国民党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爆炸地点就在加里曼丹岛北面的南中国海上。中国政府派了调查组前往调查，调查组就住在“坤甸宾馆”。有一天报馆的领导跟我讲：“现在给你一个任务，每天给祖国亲人送一份报纸，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住的地方只有你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人。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工作和休息，你只能轻手轻脚地把报纸从门缝里送进去。”我高兴地接受了任务，这是一项多么神圣的任务啊！我不就是当年的小交通员吗？我给亲人送了近一个星期的报纸，我多么想见到他们，但是我牢记领导的吩咐，每次都是蹑手蹑脚，不动声色地将报纸从门缝里送进去。
　　弹指一挥间，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我们这些“报童”如今已是步入或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三年的“报童”生涯，让我提早进入社会体验人生，既培养了我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又增加了我的社会经验，对我以后走的人生道路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振强带领我们走进知识宝库的大门；黎明报引导我们步入社会实践的大门”。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振强和黎明报。我们这批报童中大部分人都回到祖国。他们是：郭家三姐妹的圆芳、圆君和圆伦。郭圆芳回国上高中，后来考上医学院，毕业后一直从医，在山西太原某医院任主任医生；郭圆君初中毕业后到雅加达“巴中”念高中，高中毕业后回国念师范大学，毕业后
　　在广西任教，以后升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外事侨务委员会副主任；郭圆伦回国上大学专攻建筑工程，任高级建筑师，是天津某建筑公司老总。刘碧蓉就读北京林学院，由于学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后任该校副教授。黄桂珍回国后在北京念高中，1956年考上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后随夫转业到湖南长沙农机部直属大型工厂任职工子弟学校校长。黄勇聪1956年回国在北京念高中，后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上海计算机公司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工作，任高级工程师。现在他们都已退休,赋闲在家颐养天年。还有三位没回国的“报童”，他们是叶金华、杨俊铭和张珠瑞，不幸英年早逝，分别在上世纪50、60年代和本世纪初离开我们。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同学，倘若还健在的话，相信也会为当地社会做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