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经济因素。当被问及为何华人主导了羽毛球运动，梁海量回答道：“我觉得其原因在于，并非每个家庭都能玩得起羽毛球。在室外打不需要多少钱，但在室内打就非常贵。”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有办法去价格高昂的运动馆练习的球手，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冠军。而这些人往往来自华人家庭。
　　这一观点也为纪明发所认同。他曾获全英羽毛球公开锦标赛男子单打和混合双打冠军。他说，他一开始在室外打球，只能打到地区冠军，但自从受邀在朋友黄辉建（Oey Hwie Kian）父亲的酒店室内运动场打球后，他就获得了国家冠军。
　　另一个经济因素是商业赞助。羽毛球俱乐部的赞助商中，最重要的赞助来自华人大企业，包括一些烟草公司，比如针记公司（Djarum）和盐仓集团（Gudang Garam）。雅加达的唐卡斯俱乐部（Klub Tangkas）是其中一个在羽毛球发展史上表现突出且富有影响力的俱乐部。20世纪50年代，该俱乐部由苏汉迪纳塔（Suhandinata）家族经营，并由杜纳斯·萨地集团（Grup Tunas Sakti）、比曼达拉集团（Bimantara）和波卡沙利集团（Bogasari）赞助。2007年，俱乐部的赞助商换成了阿尔法零售集团（Alfamart），俱乐部的名字也改成了当卡斯·阿法玛俱乐部（Tangkas Alfamart）。芝布特拉集团（Ciputra）和比曼达拉集团为印尼羽协各类活动提供赞助，直到1997-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
　　笔者在雅加达采访的几位研究和工作人员认为这里面有文化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华人的文化强调运动员必须具备坚定的意志、高度的自律和必胜的决心以及其他类似的宝贵品质。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宝贵品质推动华人选手们为了成功而不懈努力。
　　但事实上这些华人羽毛球运动员的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笔者研究了所有在《印尼羽毛球名人录》—书中记载的华人羽毛球运动员的背景。绝大多数运动员，包括几乎所有精英选手，都来自土生华人家庭，而非新客华人家庭。这意味着他们接受的是中华文化与本地文化如爪哇、巽他等融合而成的独特文化，中华文化因素被淡化了。因此，很难用这一点来解释当事人作为羽毛球运动员能如此成功的原因。
　　也许华人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在于他们作为少数族群的身份。就像其他国家的少数族群一样，对印尼华人来说，尽管非常有限，但公平、开放的赛场是一个能被看作和印尼原住民群体拥有同等地位的场合。可以说羽毛球领域没有歧视，即使有，影响也很小。在国际赛场上，影响最小。毕竟体育运动秉承着“任人唯贤（Meritokrasi）”原则：最优者即胜者，无关其族群或文化。
　　四、结论
20世纪50年代的后半个世纪，印尼一直是羽毛球运动的世界冠军。因此，羽毛球为印尼在国际舞台上建立和增强民族特色与民族自信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在殖民时期，羽毛球却没有像其他运动尤其是足球运动那样显现出民族主义元素。
　　几乎所有印尼人都可以打羽毛球。但印尼最拔尖的羽毛球运动员大多是华人。当然，华人也活跃在其他领域，如艺术、文学、医学和教育。但与这些领域相比，华人在羽毛球运动上显然更为杰出。
　　体育运动能团结多元民族国家这一作用已在其他国家得到证明。很遗憾的是，尽管华人一直在奉献自己的力量与才能，冀望某个“团体”能变得更强大、更显赫，但这个“团体”有时却并不承认华人是和其他印尼公民同等的成员。
　　本文摘自科林·布朗所著《博弈：印尼羽毛球运动的族群与政治因素》。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