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时代业余摄影师沙龙
　　一本1953年出版的三宝垄摄影俱乐部目录中这样写道：“因对摄影的热情而结缘的兄弟情谊，大家相聚在一起，没有比这更幸福了”。20 世纪50 年代，这种“兄弟情谊”的一部分，不仅意味着在俱乐部与朋友们见面，而且在想象的层面上，将成为把印尼呈现给全球现代化的模范公民。印尼独立后，爪哇和华人摄影爱好者继续发展一种社会精英认可的现代观点，即将乡村景色和村民视为审美愉悦的对象，也是永恒的传统源泉。这些业余摄影师认为摄影是印尼需要掌握的现代技术，以加入现代国家的行列（Soelarko, 1956:1）。
　　20世纪50年代，印尼各大城市的业余摄影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大多数成员是华人。例如，1952年成立的三宝垄摄影俱乐部的成员几乎都是华人。在贵族和商人占大多数人口的城市，如日惹和梭罗，成员们则来自各个族群。在万隆，业余摄影协会（之前的名称是Preanger Amateur Fotografen Vereiging）直到1952 年，还有几位成员是荷兰人，但如今华人成员占多数。
　　后殖民时期印尼业余摄影的普及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业余摄影也在全亚洲起步。例如在印尼，华人在东南亚的各个摄影俱乐部里非常活跃。一些区域性的摄影协会，例如世界华裔摄影师协会（1958年在香港成立），摄影沙龙展览协会（1963 年也是在香港成立）以及亚洲摄影艺术联合会（1966 年在台北成立）。当荷兰的殖民主义日落西山，其它现代化中心，特别是香港和新加坡，使作为印尼业余摄影的国际路线更加突出。
　　对于业余摄影师来说，国家层面的组织对于取得与其它国家业余摄影爱好者同等的地位非常重要。1953 年，印尼摄影协会联盟（Gabungan Perhimpunan Foto Indonesia, Gaperfi）成立，由13个摄影俱乐部组成。但由于经济状况不佳，几年后就解散了。20世纪50 年代末不断上涨的排华氛围，在苏哈托政权时期充满暴力的政治过渡期，导致许多华人被指是印尼共产党成员，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这些都是摄影协会衰落的原因。虽然印尼摄影协会联盟实现了俱乐部成员们的愿望，但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才具备可以促进具有国际关系的国家组织的社会经济条件。
　　长期持续的愿景
　　摄影俱乐部成员的例行活动—— 一起外出拍摄，举办摄影比赛，摄影技术培训要保证了后殖民时期图像视角的可持续性。就如在殖民时期，沙龙摄影师们把某些景观“原材料”及其所在地变为易于跨越国家和文化的标志性图像。摄影作品的标题经常使用英语要正如在1953年三宝垄摄影俱乐部展览中的目录显示：“老主人”（Old Master），“晨雾”（Misty Morning），“ 海上明月 ”（Moonlight at Sea），“隐藏的美”（Hidden Beauty），“艺术家之手”（Artist's Hands），“ 巾帼之傲 ”（Woman's Pride）——帮助提高他们在某种隐喻/象征性的记录中的照片拍摄质量，并象征着印尼摄影师们与来自其他国家同行之间谈论（或想象自己和自己说话）的美学语言的普遍性。
　　从20 世纪70 年代末起，业余摄影师们的作品更明确地用于想象国家的角色。各种国际性的摄影比赛，如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和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等机构赞助的比赛，有力地推动摄影师们将“印度尼西亚”呈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同时印尼政府开始着手推动文化旅游，作为盘活经济建设的重要因素。通过比赛及其它方式，政府为出色的业余摄影师们指明了方向，即展示印尼自然和文化财富。后来有一些重要转变的发生（例如彩色胶卷的出现以及“人类兴趣”照片中不断增加的选择），使得在殖民时代后期和后殖民时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业余摄影很快就融入新角色中。
　　因此，业余摄影师的作品开始超越沙龙俱乐部的独特环境，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在20 世纪90年代后期，在电视广告、政治广告牌、其它主流媒体等，呈现出“真正的”印尼形象。这些摄影作品为“真实的印度尼西亚”意识形态提供了视觉支持，但讽刺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忽视了华人对本民族的归属感。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