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破灭了回国梦想
　　1966年4月，王钦辉的母校泗水新中与全国几百所华校一样，先后被当局关闭。此时，成绩优异且读完了高三课程的他，还没来得参加毕业典礼，大家也没有机会再合唱一遍那首《新中校歌》：“大好时光，正当青春，求学乐无穷。世运维新，学术演进，文化日昌隆。崇尚科学，讲求实用，礼义廉耻重。愿同学兮，爱护新华，发扬我校风。”
　　当局一声令下，他们不得不告别学校了。
　　王钦辉在班里有两个“铁哥们”，一位叫关文华，客家人，他的爸爸也是泗水富商。另一位叫严复，来自外岛，不晓得祖籍是哪里的。这两人与王钦辉彼此投缘，结成“死党”。三个小伙伴天天在学校，上课一起听讲，下课一同玩耍，好到形影不离。
　　封校那天，在军警虎视眈眈监视下，几千名新中学生带着恐惧、无奈、彷徨，噙着眼泪，背着书包，默默地离开了校园。
　　悲愤之中，王钦辉与关文华、严复等三位好友萌发了强烈的回国念头。回国需要中国领事馆签证，但是那时候中印关系极度紧张，中国驻泗水总领馆不堪每天受到示威骚扰，已迁回雅加达中国大使馆工作。三个年轻人决定去雅加达直接向大使馆申请签证，他们从泗水坐夜班火车来到椰城，下了车便直奔雅加达唐人区班芝兰附近草埔街（Gelodok），很快找到了设在一座古香古色中国式的大宅院里的大使馆。
　　钦辉他们不知道，这段时间中国大使馆也处在风雨飘摇的危险关头，印尼当局对使馆采取断水断粮等措施，并且多次派人冲击，已是朝夕难保。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便应召回国，留下副大使姚登山担任临时代办。姚登山军人出身，战争年代当过解放军独立团团长。他率领使馆工作人员不辱使命，斗争坚决，其本人也因此被称为“红色外交家”。
　　那天上午，王钦辉、关文华、严复一走进中国大使馆庭院，正在二楼喝茶的姚登山临时代办就看到他们了，立刻吩咐工作人员把这三个小伙子带上来。姚登山身材魁梧，高大壮实，操着一口山西味的国语和钦辉他们聊了一会儿。他说，你们这三个华侨小鬼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现在印尼形势复杂，反动分子气焰嚣张，但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国内正按照毛主席的伟大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如果下定决心回国，我可以特别批准给你们签证。
　　满怀爱国热情的三个年轻人，连忙用在学校期间接受的红色教育的豪言壮语向姚大使表示了回国的决心。
　　姚大使点点头，亲切地与钦辉他们一一握手，便把他们送到楼下。临走时还特别关照他们不要从大门出去，要走后面的小门。“你们出了门注意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盯梢，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使告诉他们回泗水等候，签证做好使馆会按地址用快件寄到泗水。果然，钦辉他们回家不到两个星期，大使馆就把签好的护照寄过来了。
　　签证到手，接下来就要准备动身，钦辉的父亲基财老先生出面阻止了。一方面，他当然舍不得自己最看重的长子离开这个家；另外一方面作为过来人，父亲对国内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有过切肤之感。他也隐约听说，目前国内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到处搞批斗运动，许多归国的华侨学生都被分配去了农场种地，吃苦受累小事情，如被卷入无情的政治运动丢了身家性命也说不定。
　　但是儿子似乎去意已定，态度坚决，非走不可，父子俩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到后来，毕竟姜还是老的辣，爸爸对付我这个毛头小伙子还是很有经验。他也没有硬摆出父亲的权威压我，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让我不得不暂时接受，于是问题就得到缓冲，事情就发生了改变。”
　　王钦辉说着，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我爸爸对我说，人各有志，你如果一定要回国，我不能逼迫你留下来。不过可不可以不要太急，你们三个好朋友不必一起走，或者先让一个人回去探探情形，若无大的问题，剩下两个再一起走不迟。
　　我看爸爸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经过商量，关文华第一个回国了。他临走时同我和严复约定：回国后如果看到形势大好，就拍一张站着的相片寄来，如果情况不大好，就拍一张坐着的相片寄来。为什么不能写信说明，而要用拍照片这种方式加以暗示呢？因为我们认为当时从国内寄信给国外，一定会给国内的干部打开检查，如果信上写国内不好，一个是怕寄不出来，再者也担心写信的人会遇到麻烦。
　　可是关文华一去三个月，既没有写信也没有寄照片，音讯全无，不知何故。
　　我们不甘愿就这样呆在不走了，也不放心关文华。于是，严复又第二个义无反顾地回国了。哎！严复不要忘记，到时千万寄照片来啊！我和他还是同样的约定，爸爸也在等着结果。
　　又等了两三个月，严复终于寄来了照片，信是从广州寄来的。我迫不及待打开信封一看，马上傻了——只见严复在广州越秀公园五羊塑像下拍的这张照片，既不是站着，也不是坐着，而是脱掉上衣光着膀子，耷拉着脑袋，趴在一条石凳上，两只胳膊也垂向地面，半死不活，好像一头任人宰杀的绵羊。不言而喻，看来严复回国之后，处境不是不好，而是极其恶劣。哇嘟！看了这张照片，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天作声不得。
　　我老爸看了照片，心情也很沉重，他为我的同学好友难过。但是，他也为我幡然醒悟，并因此打消了回国的念头暗暗高兴。从此，严复也和我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了关文华的消息，他在香港定居，但是一直没有露面。可能是因为他当初回国没有给我们写信，导致严复不明真相又第二个回国，并不幸失踪，文华感到内疚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他从此不愿意再和同学相见。
　　半个世纪过去，我想过很多办法，都没有打听到严复的消息，或许在那个年代的滚滚洪流之中淹没了……国内当时有红卫兵串联，到处搞武斗，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情况。可以说，如果没有同学这张照片，我肯定回国了，至于会遭遇怎样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也可以说，是严复使我免去了一场苦难。
　　本书主人公王钦辉先生青春时代的上述经历，实际上是他那一辈华侨青年人生悲欢离合的一个缩影。回望当年，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发生的种种离奇故事，匪夷所思，亦真亦幻。
　　怀着对父亲先见之明的钦佩，还有对同学挚友的思念，以及庆幸自己还好没有贸然回国的复杂心情。年轻的王钦辉慢慢坚定了信念，他要像父亲那样踏踏实实，在印尼这片生息地上干出一番事业，开花结果，落地生根。
　　如果不是同学寄来了那张“半死不活”的照片，王钦辉当年不顾一切回国了，他的人生又会是怎样一番经历呢？
　　其结果恐怕谁也不好预测。
　　最后，借用一段带有禅意和宿命色彩的格言，来结束这篇文章：
　　我们今生所有遇到的人和事，前世已注定；我们来世所有遇到的人和事，今生已注定。轮回路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