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拜登到英国和欧洲走了一趟，和一班弟兄开了“多边”会议，包括G7、美欧峰会和北约峰会，这些会议有个共同点，就是如何对付中国。拜登在G7峰会上提出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在北约峰会视中国为体制挑战，直指中国带来“系统性挑战”。
　　但欧洲各国幕后争议不断，认为不应上纲上线。北约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多次点名中国，如果北约把手伸到太平洋、伸到中国，“威胁”的级数当然值得高度关注。美国务卿布林肯之前在确凿的证据前承认美国破坏“国际秩序”，中国外交部随即补充说：“美方以‘多边主义’之名行霸权主义之实。”在拜登这趟欧洲之旅，可见其一鳞半爪。
　　《大公报》18日刊载《围堵中国：西方被自己的梦困扰》一文称，在特朗普任内，美欧关系跌至战后历史低点。首先是因特朗普对欧洲气指颐使，批评北约过时，一再威胁增加军费，令德法等国非常反感。美前国安顾问博尔顿离职后出书，爆料很多肮脏内幕。
　　其次，特朗普发起对欧贸易战，对欧盟商品征收关税；无视欧洲反对，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退出世卫、退出伊核协定等，致使美国与欧洲的裂痕不断扩大。拜登当选口号是“美国回来了”，如果欧洲不买账，美国要回到哪儿？此次拜登拉拢盟友，联手指摘中国，在涉港涉疆涉台问题上干预中国内政，除了显示西方不放弃冷战思维，实际意义并不大。
　　《亚洲周刊》第25期笔锋的《七国峰会与北约制华虛实》评论：“拜登在七国峰会上不断拿中国来说事，背后另有玄机，因为明年美国就要期中选举，参众两院的竞争非常激烈，民主党若稍有闪失，就会失去两院当前的薄弱多数，总统将沦为‘跛脚鸭’。拜登的对策就是沿袭特朗普的反华政策，展示强硬姿态，争取民粹的支持，以稳住国会。”
　　欧洲诸国都了解拜登政府的苦衷，要拿中国作为国内选举政治的靶子，让中国代为受过是不断“鞭打的孩子”(Whipping Child)。这其实是拜登的“大外宣”，倘若“较真”则会深陷自欺欺人的泥淖。全球经济产业链中，欧洲极度仰赖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德国汽车业、欧盟空中巴士的最大市场都在中国，如果欧洲要和中国脱钩，那无疑是自杀行为。
　　评论还说：“中国对于西方的各种诬蔑的言论与行为已经是忍无可忍，开始在法律上设置‘反外国制裁法’，让那些拿中国来当‘鞭打的孩子’的国家，都面对自己被鞭打的痛楚。国际舞台上已不再由西方强权发号施令，而要找回长期被美国拋弃的联合国精神。”
　　除了欧洲，拜登也在亚洲部署，美日澳印举行线上峰会，“四方机制”(Quad)领导人讨论技术层面的多边协作。拜登提出七项要点，指定以四国集团为基础，在印太地区建立民主政体领导的科技生态系统，形成能够代替中国5G的商业竞争性，在盟国间创建自由数字贸易，限制中国在印太的地缘经济的参与度，建立四边创新基金，并关注环境技术。
　　然而，英国《金融时报》刊登“印度的新冠灾难暴露了美国领导的‘四方’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一文，称印度第二波的新冠疫情，打垮了其成为世界药房的雄心，也破坏了其在“抵制中国于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印度拖累了美国的部署。
　　伦敦大学学者阿维纳什（Avinash Paliwal）说，印度的疫情暴露了其“身为崛起大国的想法”与“履行承诺的能力”之间的差异。“印度的国际形象在不断超越自我……。甚至连印度人，也误读（misread）了自己的能力。”这让自信的印度人愤怒了，于是多家印媒刊文反击，称“印度在四方机制中的位置取决于其对抗中国的能力，而不是抗击疫情”。甚至叫嚣，“如果没有印度，四方机制将会死掉。”两国媒体在国际上激烈交锋。
　　拜登与欧盟不断强调是“民主国家的联盟”，但很多民众认为G7在疫情处理上毫无章法，没保护好人民的生命权，败坏民主的美名。美国迄今死亡60万人、英国死12多万人。七国人口总共约7亿，死亡超100万人，比起中国14亿人口，只死亡4千多人，对比悬殊。在抗议实例面前，西方怎么还有“道德民主”的底氣？凭什么对中国说三道四？
　　长期以来，美国已习惯于霸凌强制、不择手段的“单边主义”，如今在几个“朝三暮四、横七竖八”的盟友陪衬下，想为自己描上“多边”的脸谱，让政论员都掩嘴窃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