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峇迪在战后的
　　崛起，归功于两个
人，即苏加诺和吴德宣
——峇迪历史观察家
英格·麦凯布·艾略特

　 　峇迪哲学
印尼峇迪是以冥想和传统哲学为背景而创作出来的杰作，具有超凡的魅力。从前，爪哇人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使用峇迪布，包括婴儿的襁褓、新人的婚服、国王的礼服乃至死亡时的寿衣。如今，峇迪布依然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如桌布、椅套、窗帘乃至纪念品。
　　峇迪工艺由来已久，甚至为印度、中国和埃及人所知晓。然而，在印尼，在爪哇语地区，峇迪发展出纷繁复杂的花纹和图案。印尼是一个农业国家，故峇迪图案多以农业哲学为背景，如棕榈、万寿菊、罗望子、萎叶、人参根、山竹和丁香花。在农业领域，存在一种平衡的价值观，那就是保护环境和大自然，使其繁荣昌盛，保护造物主所创造的自然界，使其免遭破坏。
　　农民世代掌握着峇迪的制作技艺。农闲时，他们一边制作峇迪，一边等待收获季节的到来。就这样，他们周而复始地在耕种结束和收获季节之间的时间段制作峇迪。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农业转变为工业化农业，峇迪的图案和花纹已不再来源于农业领域，如几何形（Bokor Kencana）、威拉萨（Wirasat）和象征美好祝愿的图案（Wahyu Temurun Sri Kuncoro）。可以说，想要完完全全地回到一个世纪以前的农业价值观已不太可能了，因为这个世界早已物是人非了。然而，农业价值观作为基础，依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还没有寻找到新的价值观。同样，年青人对峇迪制作的技能也没有什么兴趣。
　　在研究和创作峇迪图案之前，事先了解爪哇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峇迪艺术与爪哇文化的诸多方面如舞蹈艺术、音乐艺术、克利斯短剑和建筑等密不可分。例如，我们可以在峇迪图案中发现一种叫乌格（Ukel，向内转动手掌同时手指弯曲）的舞蹈动作，而加美兰艺术如小锣、大锣、铜片琴等图案给峇迪艺术增添了别样风气（KRT Hardjonagoro, 1991）。
　　在婆罗浮屠佛塔的浮雕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名为泽伯洛（Ceplok）的峇迪圆形装饰图案。这种图案，在克利斯短剑雕刻艺术里称为扎旺（Cawan）。在青铜器时期的青铜鼓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装饰的萨乌旦（Sawutan）或且且·萨乌（Cecek Sawut）的峇迪点线间隔图案。
　　文化因素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影响着峇迪的制作，那就是工匠的精神状态。古人在制作峇迪前，必须进行冥想和专注力的训练。吴德宣在1976年11月的纺织爱好者协会（Himpunan Wastraprema）、1977年3月的斯里哈纳展览馆（Srihana）和1978年7月的拉特纳服装协会（Himpunan Ratna Busana）举办的讲座中，反复强调对峇迪创作的诸多方面进行整体把握的重要性。
　　“峇迪作品与创作者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我不仅是用画笔、调色板和画布进行创作，而且也通过各种性格、年龄、技能和面对各种不同生活难题的、活生生的人来创作出一幅幅优美而又杰出的画卷。毋庸置疑，我所掌握的文学、文化、艺术和哲学知识令我受益匪浅。
　　峇迪作品不但要让我自己满意，而且也必须让峇迪工匠们感同身受。峇迪工匠们必须可以感受到指引他们的是一个精通加美兰音乐、优秀的舞者和通晓爪哇历史文化的人。当然，还要恪守爪哇风俗习惯，明白他们的生活哲学。”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要感觉到自己正在参与创作一个无比优秀的作品之中，为伟大的印尼文化提供支撑力量。他们绝不会认为他们的工作必须获得金钱或牟取暴利。实际上，这些都是制作高品质峇迪的标准。”
　　“在创作峇迪图案的过程中，我总是祈求万能的造物主赐予我力量，愿我创作出来的峇迪图案具有庄严肃穆的感觉。我不仅想创作出美丽灵动的图案，还希望赋予其崇高的精神内涵，为所有峇迪布使用者带来威严和高贵的感觉。我希望创作出内外兼具的峇迪之美。我跪拜在造物主的脚下，从不曾抛弃品行、悲悯之情和至诚至信的灵魂。我知道我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
　　上述吴德宣的自述体现了他对印尼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和维护印尼文化崇高性的责任感。文化巨人的教诲、指导和训诫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榜样。吴德宣在创作峇迪时始终保持身心投入，保证了手绘峇迪的高品质。对他来说，情感（Roso）是峇迪制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情感使得峇迪不仅仅是一件手工艺品，更是一件有“灵魂”的艺术品。为了保证峇迪工匠们在制作峇迪时能够全身心投入，吴德宣将他们安排在梭罗日惹王宫路的住所工作，努力为他们营造宁静而又舒适的工作氛围。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作者印尼文名：Sri Sintasari (Neneng) Iskandar。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