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环球快报 2021年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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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书局(之一)

此文献给杰出华人文化战士杨兆骥先生 丁剑
  2019年中国大学生导演来雅加达为联通书局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最后的书局》剧照。该片参赛加拿大第八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荣获“红枫叶奖”
  2019年7月,行动不便的杨兆骥先生在联通书局,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到书局视察
  电视片《最后的书局》截图:雅加达班芝兰詹德拉三楼联通书局的老顾客
电视纪录片《最后的书局》导演徐硕和摄像师席若辰
2020年12月出版的杨兆骥传记封面

  5月21日子夜,印尼归侨朋友——谢美莲阿姨突然从厦门打电话给我,通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雅加达华中老学长杨兆骥先生去世了!
  杨老是当天下午一点去世的。虽然已88岁高龄,但是他的死,再次震动了印尼华社。
  因为我是杨先生传记作者,22日那天,先后有十多位华人朋友发微信或打电话报告此事。
  坤甸共同希望语言学院董事长陈惠珍女士告诉我:2016年,杨先生听说他们要建中文大学,即刻慷慨解囊,赞助3亿印尼盾(以一个教室命名),是雅加达华社贤达中最为热心华教的前辈之一。
  雅加达陈美致老师问我:丁老师:杨兆骥老先生明天出殡还山。今晚有个告别礼,你有来参加吗?
  我回答说:我昨晚知道这个消息,很难过,已通过杨健昌先生向杨老送挽联致敬。我还在中国,只能遥寄哀思,愿杨先生天堂安息!
  当天上午,我写了一封慰问信发给杨老的儿子杨震南:
  震南兄见字如面:
  惊悉杨老不幸逝世,倍感哀痛!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可能是杨老有所感应,自觉来日无多,去年突然迫切要求我为他写一本传记。写作期间我大约与杨老见面三十多次,他很喜欢和我聊天。不料传记印刷出版半年之后,杨老就荣归天国了!好在杨老生前总算看到他的传记《薪火传无尽》出版发行,了却老人家一桩心愿
  今年我回国之前,杨老和太太隔几天就打电话找我,要求见面,陪他们吃饭,并很喜欢去我住处作客,我也尽量满足老人家的要求,现在想想,也算功德圆满,没有留下遗憾。请代我问候令慈杨老夫人,望节哀顺变。
  随后,我又写了一篇《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印尼华社著名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儒商杨兆骥逝世》的新闻述评,发给国际日报。之后,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于是,便决定将杨老传记的最后一部分整理出来,借报纸一角发表连载,以此向他老人家做最后的致敬!
  一部荣获国际奖项
  的微电影2019年7月的一天,两个怀揣艺术梦想的中国大学生,分别从南京和北京来到雅加达,打算摄制一部反映印尼华人生活片段的“微电影”纪录片。
  这两位年轻人,一个叫徐硕,1998年出生,系南京艺术学院2017级本科生,担任本片的导演兼摄影师;另一位参与编导的零零后女孩席若辰,则是北京师范大学“对电影非常热爱”的哲学系学生。
  徐硕和席若辰在班芝兰唐人街采访逗留,很快把目光锁定了位于詹德拉商场三楼的“联通书局”。他俩花了半个月时间,跟踪拍摄了书店的日常经营,店员和老顾客的往事叙述,以及联通书局创始人杨兆骥和孙子杨学聪的交谈互动等大量素材。
  回国后,徐硕又邀请了一位本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同学陈昊加入主创团队,负责剪辑和后期制作。
  接着,他又独自一人前往台北国立师范大学,拍摄了杨老的孙子杨学聪的读书生活。
  之后,他们一共用了六个月,完成了全部摄制工作。
  2020年7月,三位学子主创的这部取名为《最后的书局》微纪录片,参赛加拿大第八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荣获“红枫叶奖”(最佳纪录片剪辑)。
  在此之前,该片还收获了2019中广联中国短视频大会“年度优秀作品”等一系列荣誉,并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进行了展播。
  徐硕在一篇导演专访文章里,详细写下了拍摄本片的心路历程。
  创作初衷最 开始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自己对海外的华裔群体有一些关注和聚焦。我们班本身会有一些华裔同学在中国读书,跟他们交往比较多。在拍片之前的寒假也特地去了一趟马来西亚,跟当地的华裔同学以及他们的家人有了一些交流。这应该是我最初对这个群体的认识和关注。
  印尼的华裔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华裔来说,他们近几十年的生活和发展应该是更曲折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去中国化”。他们的文化目前存在一个代际脱节的现象。正是这段历史引起了我去关注他们,最终在唐人街选择了印度尼西亚的最后一家华人书局进行拍摄。
  关于摄制过程
  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样的一个书局是很没落、入不敷出之类的,所以我一 开始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理预设去走近这个群体的。但其实在摄制的过程中,我真正看到的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虽然书店一直在亏本,但是创始人和他的家族一直在努力地留住这个书店。
  其实除了老一辈华裔读者光临之外,还有很多年轻的中国企业员工或者HSK汉语考试考试的学生等等,也会去光临这个书店。包括片中谈到的创始人的孙子也在退学重考华语教学,从这些角度来说,其实这个书店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片子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一种衰败。我觉得一味地唱衰特别像在 无 病 呻吟,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个片子看出一 点 点 希望。
  这个片子应该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拍摄的最有收获、制作过程最快乐的一个片子。
  在采录的过程中,当地的同胞真的是非常和气,有些老读者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中国,他们会对我们特别好奇、友善,这个过程会让我们获得很大的认同感。
  另一个方面,我们获得拍摄许可的过程非常顺利。我们在表示了我们的拍摄意图之后,书局的负责人,以及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没有反感我们,甚至非常欢迎,他们甚至不需要所谓的盖着大红章的拍摄许可,也不需要了解我们有没有拍摄功底,“只要你愿意关注我们,我们就非常欢迎”。这样的过程是从来没有过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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