峇厘岛印度教徒在崇奉他们独一无二的神——三相神 （Ida Sang Hyang Widhi Wasa）时，不再满足于只祈祷却不祭祀，他们希望能以祭品的形式向真神祷告。在印度教中有5种祭祀仪式，被称为潘查雅尼（Panca Yadnya，意为五种仪式），即祭神礼（敬奉所有神）（Dewa Yadnya）、圣人礼（敬奉所有的修道者，隐士和印度教学者）（Rsi Yadnya）、祈灵礼（祭奠祖先亡灵）（Pitra Yadnya）、祷礼（为人类献祭）（Manusa Yadnya）和避邪礼（用神圣的祭品敬奉宇宙天灵）（Bhuta Yadnya）。
　　在巴克提玛伽（Bhakti Marga）（一种祭典仪式）中，祭品在祭祀仪式中非常重要。祭品可以是植物，如：花、嫩椰叶、水果、薯类和各种叶子；可以是牲畜，也可以是其它物品，例如中国铜钱。
　　中国铜钱在乌帕卡拉（宗教仪式Upakara）中是被当作通行货币来使用。从荷兰盾（荷属东印度）到印尼盾币（印度尼西亚）再直到现在，货币的更迭都不能动摇中国铜钱在祭典仪式中的地位。尽管有山寨铜钱出现并且价格更加便宜，但
　　是峇厘岛民众从没想过用别的货币来替代中国铜钱。在“对印度教各个方面的统一阐释”研讨会中表明，具有交换价值的官方货币就可以作为祭典祭品。然而，峇厘印度教信徒仍坚持使用中国铜钱，这是为什么呢？
　　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努山达拉群岛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建立了关系。汉代时（公元前206—220年）中国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地区，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进行贸易。爪哇，苏门答腊和峇厘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途经的地区之一（Wijayakusuma 2005:11）。20世纪30年代间，在努山达拉群岛的考古发现所出土的文物与同时期中国文物相似也证明了这一点。
　　W·P·古伦菲尔德（W.P. Groenveldt）（1960）认为，峇厘从唐代（618-908年）起就已经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在中国远游者的游记中提到：“达瓦帕坦（Dwapa-tan）位于柬埔寨之南。从柬埔寨到达瓦帕坦需要航行2个月。达瓦帕坦位于诃陵（Holing，爪哇岛）的东边，马里古（Mali-ku）的西边，南面是大海。当地风俗习惯与诃陵几乎相同。稻谷一年两收，当地居民用贝叶（Daun Lontar）记事。若有人离世，当地人会在死者口塞金子，手和脚戴镯子，涂上香料后火化死者遗体。”根据这段记载并结合现今仍在峇厘岛流传的习俗，W·P·古伦菲尔德认为达瓦帕坦就是峇厘岛。
　　从考古发现的汉唐到宋代铜钱也可以侧面表明中国和峇厘的联系。峇厘当地人称这些铜钱为吉纳·查币（Jinah Japit音译）。
　　在峇厘当地流传的一些民间故事也反映了明代中国和峇厘的关系及峇厘岛中国铜钱的使用，比如峇厘国王与中国姑娘结婚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有很多个版本。孔远志（Yuanzhi Kong）（1993年）的版本就描述了郑和（三宝公）使团在峇厘短暂停留的故事。在停留期间，使团们带来了永乐年间的铜钱。使团中有一位姓“江（Kang）”（福建方言）的厨师，因为巴杜尔湖（Danau Batur）的美景，也因为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峇厘少女，他选择了在京打马尼（Kintamani）定居。厨师娶了这位少女，还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为江金华（Kang Kim Hoa音译）。江金华后来因为中国姑娘的身份而声名远扬，也因为美貌，她被巴杜尔国王（Raja Batur）娶为王后。
　　这位中国姑娘的父亲教会了当地人耕种和经商。因为她父亲的功绩，王后被尊称为伍拉·苏班达尔王后（Ratu Ngurah Subandar）。王后去世后，当地居民为了纪念她，在巴杜尔王宫（Pura Batur）外修建了一座庙宇，后来发生了一场导致很多人死亡的瘟疫，当时这座庙被迁至宫内，而瘟疫却在庙被迁进宫后消退了。自此之后，铜钱在此地被当作祭祀用品。
　　阿尔诺德特·林庚（Aernoudt Lintgent）（格德·阿贡，1989）（Gede Agung），荷兰人，于1597年到访峇厘岛，他的著作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峇厘和中国的关系。除了描述国王个人，他还在书里刻画了当时雄伟尧奢华，放满武器和金器的王宫形象。据作者的一位在朝中当官的朋友说，制作这些金器的黄金都来自中国。林庚（Lintgent）同时也描写了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其中就包括了中国有孔铜币在峇厘岛的使用。
　　19世纪，许多中国人移民到峇厘，尤其是到峇厘北部（Bali Utara）的布勒冷县（Buleleng），于是这个地方就有了唐人街。布勒冷县的华人以高超的经商技巧得名，拥有崇高的地位，国王也往往会任命华人为港务长。港务长掌管港口税收，反过来港务长必须向国王缴税。
　　港口和贸易的影响
　　自古以来，因为占据了战略性的位置，峇厘的诸多港口在各岛甚至是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中都占据了重要地位。从塞迦纪年987年的AIV边界碑（Prasasti Sembiran）记录中得知，摩纳娑（Manasa）港口自阿纳窑翁苏国王（Raja Anak Wungsu）时期起就已经存在，当时该港口用来停靠临近地区前来的商船。
　　在 9-13 世纪时期，摩纳娑港口在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随后摩纳娑港口发展成为峇厘北部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外国商人如中国或印度的商人与当地的贸易联系紧密也就不足为奇了（Setiawan，1997:115-117）。通过这些贸易关系，中国铜钱作为交易货币为当地人所熟知。
　　除此之外，在满者伯夷时期（Majapahit），很多峇厘商人在图班（Tuban），锦石（Gresik）和泗水（Surabaya）等地的繁忙港口经商。在满者伯夷（Majapahit）时期，中国铜钱就是官方的交易货币。在 仓 古（Canggu）或 惹 班（Trowulan）发现的一些写着1358年字样的石碑（Pigeaud，1960:160 -166）和刻有1366年 字 样 的 比 鲁 陆 碑 文（Prasasti Biluluk音译）就能证明这一点。中国铜钱因此随着这些商人流入了峇厘。
　　19世纪时峇厘的经济几乎全被中国人和布吉斯人（Bugis）掌控。在峇厘南部的库塔和峇厘北部的布勒冷，桑西特（Sangsit）和特姆库斯（Temukus）地区的港口地区，这些商人们利用小型船只运来峇厘岛民众所需的货品，如鸦片、黑儿茶（Gambir）、纺织品、铜钱、铁器、火药和枪支。他们用这些商品来交换峇厘的农产品。如大米、椰油、烟草、皮毛、牛、棉、咸蛋、肉干和峇厘纺织品。
　　对峇厘民众来说，大米是最重要的农产品。中国和布吉斯商人把大米从峇厘运往新加坡，然后再运往经常遭受饥荒的中国。铜钱，又被外国商人称做“皮哲斯（pitjes音译）”，是峇厘的官方货币。这些铜钱是从中国直接运往峇厘的，因为这样运来比在当地铸造铜钱便宜。因此在当时铜钱也是重要的贸易商品（Gde Agung，1989:17-18）。实际上，铜钱不仅仅是货币，更是一种商品。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