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中国著名的“陶都”——江苏宜兴市丁蜀镇。老屋背后就是山，原来叫“独山”，后来因为宋代大文豪苏轼苏东坡曾到此置田居住，说过“此山似蜀”，遂更名为“蜀山”，一直沿用至今。我家门前一溜青石板铺路，叫“南街”。东首就是“东坡书院”——当时苏东坡讲学的地方，那时名叫“蜀山中心小学校”。其时，小学即开设“写字课”，主要是大楷，毛笔练字。我临的帖是柳公权的《玄秘塔》，喜欢它的瘦硬刚劲，练得较勤，上手也快，不久就颇像模像样了，在班级中名列前茅。同学中有人练欧阳询的《九成宫》，也甚毕肖，获得同学们的称羡，无形中激起我暗中竞争较劲的努力，为日后的书法学习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进入县中——宜兴县第二中学后，因为能写毛笔字，而且还不赖，很快便引起班主任的重视，但凡书写班级公约、宣传标语之类差使，便都落到我的头上，并获得老师同学的称许。这也许便是我对书法喜欢热爱、情有独钟的最初动因吧！我也曾跟随校美术老师去校外马路边的围墙用排笔毛刷写过大标语，爬上几十米高的学校耐火厂烟囱刷过大字厂名。虽然有些惊险，但也颇引以自豪。尽管写的大多是美术字，宋体黑体居多，但毕竟与书法亦有相同相近之处，我从中也获益良多。
　　进入大学，在风景如画的扬州瘦西湖畔的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除了阅读古今中外大量文学经典文籍之外，书法依然是我最为关注并且喜欢的项目。那时，除了临习王羲之、李邕、苏轼等人的字帖之外，还曾从同学处借得一本黄庭坚的《伏波将军神祠帖》，颇为其“长枪大戟”、“一波三折”、个性奔放洒脱的气势风格所倾倒。于是，每每利用午休无人之际，到教室专心临摹，乐此不倦。这也为我日后的书法之路涂上了原始的“基调”。
　　大学毕业，分配到铁四局一处，在贵州、湘西修铁路。先在工班劳动锻炼，后抽调到段、处政工宣传部门工作。而能写毛笔字，很快便有了“用武之地”。工程部门办公、住宿都是简易住房，往往都是油毛毡盖顶，泥巴、竹篾糊墙。因此，外墙上一般都会刷上一些毛主席语录之类的标语。于是，提着颜料桶直接往墙上书写“语录”便成了我一项“额外”工作。我也不划界格，不打草稿，直接用龙飞凤舞的“毛体”任性书写，颇有些痛快淋漓之感，引来过往工友、同事的注目和赞许，也让自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八十年代初，单位调整合并，回到山东济南，我调到新单位宣传科筹建“文协”。虽然编制只有我只身一个，但我联合工会和其他科室及各段的书画爱好者、积极分子一起，通过专人邀请到了当时省市知名的书画家，如张彦青、吴泽浩、孙墨龙、孙敬会、魏启后、朱学达等参加我筹备的“文协”成立大会，并当场泼墨挥毫，创作了十余幅书画精品。会后，我都一一予以装裱保存。而当时的酬劳，仅仅是一顿还算丰盛的聚餐和每人一盏小小的台灯。那时其社会风气之清正，书画家之廉洁朴实，比之今天，真有云泥之别！后来我离开了那个铁路单位，转入地方高校，而那些书画精品，我也都全部留存该处。虽然按现在的书画市场行情，可能价值不菲，但我丝毫不悔，反而感到无比坦然和自豪。当然，那时虽然也接触一些书画交流展览之类活动，自己也写过一些所谓“作品”，但因为较少接触书法理论，书法基本功力还大有欠缺，往往有“任笔为体”、油滑轻软之毛病，缺乏对传统书法经典的深入系统的精研与临摹。
　　来到高校——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之后，先是教写作、美学之类课程，后来又给文秘专业以及财会专业开设“书法”选修课。因为教学的需要，开始较多地涉猎书法史、书法理论以及书法经典作品，而且还要写范字，当场示范，这就要求自己必须严格而且规范地去临帖，认真书写楷书、行书，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性而为”。如此持久推进，自己的眼界、笔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拓展。这期间，较多且系统地临习了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李邕的《麓山碑》、怀素的《自叙帖》、米芾的《苕溪诗帖》和汉隶《乙瑛碑》、《史晨碑》、《石门颂》等。
　　2003年退休以后，先还继续上了几年书法课，之后便彻底退下来，加入到社会业余书画社团行列。一方面积极参加社团的书法活动，如参展、交流、观摩等，还义务承担了四五次书法讲座，参加迎春期间“老干部之家”“老朋友书画院”组织的书写春联活动，给本校退休干部职工举办书法学习班，义务讲授楷书、行书的基本知识以及《兰亭序》、《乙瑛碑》、《曹全碑》等名帖，进行作业布置、批改、展览等活动。另一方面，也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同事、同学、朋友、学生、亲故、书友等书写书法作品。秉承“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的原则，尽心尽力，无偿赠送。这既是友谊、责任使然，也是为弘扬传统文化出力，有益社会。别人的要求既得到满足，自己的兴趣能力也获得发挥，正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未加正式统计，几年来先后有百十幅之多吧！
　　例如，前年我曾为家乡重修“蒋孝子墓”牌坊而临写了“孝阕流芳”四个大字，历经多次书写修改，现已镌刻落成，坐落在故乡蜀山山麓。【注：“蒋孝子”是我的二伯父，本名蒋启照。（我本姓蒋，“文革”中改为现姓名）年青时，因父病，受愚孝思想影响，自行到娘娘庙上吊而死，以替父延寿。其事迹被乡里感知传扬，县里上报至民国北洋政府，并获得嘉奖，乡里群贤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集资建造了蒋孝子墓园及牌坊。正门横额由当时民国的书法家潘稚亮书写，“蒋孝子墓”四个正楷大字。横额背面即为蒋中正落款的“孝阙流芳”四个行楷。但该牌坊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以“破四旧”之名摧毁。牌坊构件被拆下，有的被用铺桥，有的则散落，不知所终。而“孝阙流芳”的书法原件，本存在我蜀山家中，我幼时亦曾打开看过，是一横幅，其劲挺的笔姿与牌坊上的镌刻毫无二致，亦颇类似蒋介石书法的一贯风貌。可是，由于“文革”“破四旧”，我母亲担心因此而惹祸，遂将此横幅以及一些可能有“四旧”嫌疑的瓷器碗碟以及书画（其中可能还有徐悲鸿的真迹，因为我舅父亦曾雅好书画，与徐等人有过交往。——此事据我姐所说，我其时在扬州读书“闹革命”，未曾亲见。）为此，我曾专门写诗予以纪念。诗曰：“蜀麓东坡书院旁，青石牌坊挺亦庄。总统笔墨题孝阕，平民声口颂流芳。古迹虽毁令名在，嘉行仍续人脉长。欣逢盛世宏文泽，蠡水两岸百花香。”我把中间两句联语写成了隶书对联，准备留赠给家乡的“蒋孝子故居”。】
　　另外，在书法理论方面，我除了撰写诸如“练与变”、“变与谐”、“表与里”、“名与实”、“俗与雅”、“眼与手”、“书与文”等十篇书法理论探讨感悟的文章之外，还针对书坛一些时弊与不良风气，进行剖析抨击，撰写了《“官文化”与“艺术本位”》、《“创新”与“异化”》、《“标准”与“自律”》、《“丑书”辩论》等评论文章，捍卫了书法的正道与尊严，鞭挞了丑风恶态。这些文章，连同一些书法作品，集成了《我手写我心》、《翰墨双畅》两本小书。
　　去年9月，承我当年湖南岳阳执教时一个学生的美意，（他现任职于印尼《国际日报》）我的书法专版得以在《国际日报》上刊登。之后又陆续登了十多幅书法作品，以后还可能继续刊登。作为我国古老而悠久的传统书法艺术，能够走出国门，影响海外，我为此能尽一点力，发一份光，既感到荣幸，也觉得欣慰。
　　回首过往六七十年的漫漫学书经历，我始终认为，书法不仅是艺术，是技艺，更是文化的反映，修养的积淀，人格的化身。对自己而言，书法是抒怀写志，怡情养性；对社会而言，书法是传承文化、记录时史、宏扬正义。所以，我在书法学习和创作过程中，虽然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成就，但我总是尽我所能，尽量多写自作诗词，以抒怀写志，记录时事；而不是单纯一味地抄录古代诗词及名言警句。如前年建国七十周年庆典，我用行草写了一幅中堂《水调歌头·建国七十抒怀》：“才庆五八春，又迎七十享。到处大干快上，穷壤变富乡。零洋雄起长虹，铁龙飞驰旷野，射月题金榜。互联通四海，出境旅游忙。 美俄争，中东乱，风雷荡。国事纷繁纠缠，实力暗较量。连接一带一路，弥合观念范篱，履险求安详。寰球盼和谐，厚望寄东方。”此作曾在泉城广场东邻的省科技馆展出，并入编济南省科委主办的建国七十周年书画摄影作品集，另获《文萃报》“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征稿活动“入围奖”（奖金 100元）。今年又被刊登在印尼《国际日报》上。
　　去 年 上 半年，新冠肆虐，举国抗疫，我创作了行草中堂《沁园春·庚子清明祭》，表达了我的真实感受和看法，予以声援。词曰：“庚子清明，史无前例，举国祭扫。望半降星旗，长鸣警报，亿车停驰，兆民悲悼。九省通衢，荆楚风骚，痛失三千好同胞。幸及时，赖八方强援，济危有招。 毒疫如此凶险，致域外阻隔迟滞嚣。看西欧北美，医院挤爆。失业剧增，股市熔断，上下掣肘，救治难调，染重病亡节节高。惊回首，较社资两制，顿见分晓!”对于钟南山等抗疫战士临危赴难的英勇壮举，我写条幅、对联等予以歌赞：“八旬肩危征厉疫，一言掷真挽苍生。”“毒疫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难面前尤重国士担当。”这些作品均被收集入选至网上“抗疫网展”予以展出传播，体现了书法的社会意义和作用。
　　临近岁末，我写了幅行草横披“人生有悟”：“人生如行船，远近岂知晓？但求循物理，尽力乃逍遥。……”表达我的处世哲学和人生追求。马上就要牛年来临了，我为此专门书写一幅隶书斗方“咏牛”，以表达我对共和国的脊梁——生活中无数“牛”一样的辛勤劳苦、无私奉献的普通劳动者的赞美与敬意。诗曰：“埋首拉犁未辞劳，挤乳无尽竟吃草。割肉献皮浑不惜，千古脊梁唯君高。”
　　总之，我自从接触书法，便始终学习之，热爱之，厉行之，坚持之，不离不弃，无怨无悔，不慕虚荣，不计得失，一往无前，直至终老。趁此次我校现代管理学院为退休老职工举办“为你书写——爱·不忘记”口述历史活动之机，我粗略回顾六七十年的平凡岁月，特地选择“书法”这一专题作为“切口”，作一梳理概述，既作为个人的心灵历程，也可作为时代的历史参照。
　　2021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