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号来了，走了。又来了，又走了。最后一次离去后，就杳无音信，不再回来了。我们日复一日的等待。最后只能接受现实：光华号是不会再来了。祖国就在瞬間变得遥不可及，希望顿成泡影。
　　我们是中国籍，是外侨，而“外侨”这个称号这时候却犹如一个紧箍咒般牢牢的套在我们头上，令人窒息。
　　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上学，打工都是问题。外侨局人员隔三差五的来催缴外侨税。他们每次的到来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场噩梦。母亲呼天抢地，拼死护着家中财物不让被充公的情景叫我看着愤怒又心痛。
　　我突然间感到上天不公，突然间痛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家人和财物。痛恨自己求学的机会被剥夺。痛恨征聘广告上必需是印尼籍的条款。我现在连背个背包离开这个国家都不可能。
　　回国的希望已经幻灭。除了入印尼籍，不然就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过一份正常、安定和免于恐惧的日子。
　　可是，入籍需到雅加达向中央申请，要改名换姓，把中文名字改成印尼名，但最为关键的还是那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入籍费，那绝对不是一般普罗大众负担得起的。
　　我常常翻看当时唯一的半中文报纸，细心的阅读报纸上刊出的入籍人员名单，我很清楚名单上不可能会出现我的名字，但每次翻开报纸，我还是情不自禁的翻到那个版面，期盼着有一天会有奇迹出现。以前“光华号”的名单中不曾有我，今天的入籍名单中也绝对不会有我。
　　夜深人静时，我拥被自坐，觉得这世界变得异常陌生，人生变得异常无望。
　　然而，世事其实就是一个笑话一场梦，梦里的情节没有逻辑可言，可随意反复翻转。
　　当我对一切都不再存有幻想，跑到外地去打工的时候，弟弟突然的一通电话却又翻转了我的人生。弟弟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我们要入印尼籍了，叫我赶紧回去签字。还说他已经自作主张地给我取了个印尼名，并在电话中给我念了一遍，问我满不满意。当弟弟把那一长串拗口又难听的新名字念给我听时，我的感觉只是滑稽！就像是听着一个天大的笑话一样的可笑。我忍不住对着电话哈哈大笑了起来。
　　为了一场作秀的选举，天上竟然掉馅饼了。为了表现高民意，高支持度，高得票率，政府竟然简化了入籍条件，天文数字般的入籍费用也可以在所不计了。而要我们入籍后把选票给他的，竟然还是那个给我们制造了这一切苦难，在我们庆祝最后一个十·一国庆节前一天泡制了这一场政治动乱后上位，并在位几届了都不肯下来的那位唯一总统候选人。入籍后，我们得违心把票投给颠覆了我们一生的人。我只能仰天长啸。
　　1990年，中印两国又恢复了外交关系，昔日反目的兄弟又重修旧好了。可是，我们的世界早已被颠覆，我们失去的青春是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已经变身为印度尼西亚公民，不管愿不愿意，曾经是中国人的我们，却与中国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
　　1994年，我来到了广州。从机舱俯览，我突然泪眼模糊。机舱底下那个陌生的国度里，埋藏着多少我的过去？
　　在广州的日子里，我试图去寻找我过去曾经熟悉的影子，寻找我未曾真正接触过，但却是曾经最贴近我生命的事物。
　　我每天上班下班，说着粤语，说着普通话。和朋友上酒楼吃饭，上茶楼饮茶，到同事家里搓麻将，到歌房K歌，热泪盈眶的高声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夏天，我跑进古巷探幽，逛祠堂，赏地摊古玩，大树底下陪石桌椅上的人们下棋，看孩子们在青石板路上跳跃嬉戏。
　　冬天，和友人围炉吃火锅，在酒吧里把酒言欢，各自诉说当年的家国情怀。偶尔走进小赵开在青少年宫前的小发廊，让他用热水洗个头，按个背。跑到发廊隔壁阿连开的美容院里去敷个面膜，感受屋里橘黄色的灯光在暖着寒冷的冬夜。不知为何，这样的日子竟然让我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仿佛我的日子本来就是应该这样过的。虽然以前从未到过广州，但这里的一切，均是那么的熟悉，是那种曾经经历过的熟悉。
　　那段期间，我惊诧的发现，不论是在广州，或是到其他地方，不论是在哪里，那怕是一个我未曾去过的，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心底里总会有一种莫明的熟悉和融入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虽然这个国度里的一切跟我以前所认识的已全然不同，但那种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却如影随形。
　　每次从外地搭机回广州，从天上俯望白云机场，心底里竟然会升起一种回家的喜悦，这种以前在印尼时都不曾有过的感觉让我很是吃惊。我常感疑惑，这些归属感从何而来？问过那些从印尼过来旅游的朋友，他们都没有这种感觉，为何唯独我有？是否因为自己的固执和执着？还是因为我的血液里本来就流淌着父亲遗传过来的记忆？
　　那天，我和表哥回到了父亲的老家。我们从广州搭大巴来到新会，再转出租车前往田金乡，奇岗里，那个我从小就熟悉的，常常在父亲收到的信件后面看到的地址。车子出了城区，驶离大路，转入厚水泥灌成的小路上，然后在一个村口停了下来。
　　村子里很安静，几条水泥铺成的小街道旁是一座座砖砌的平房。表哥带着我从一条街又转入另一条街的走着，他指着一间屋子对我说这是你阿广哥的房子，对面那一座是你阿英哥的屋子，阿广哥兄弟俩的祖父和我的祖父是兄弟，他们俩早已移居香港，只有清明时节才会回来祭祖，所以两间屋内都空无一人。表哥又把我带到一间围着砖墙的房子说：这就是你们的房子，现在里面住着别人了。我从敞开的大门往墙里望，里面静悄悄的，不见人影。最后表哥把我带到街道尽头，在一个杂草丛生，只剩下一道残破木门的空地前停了下来，表哥说：这也是你们的房子，你父亲以前就住在这屋里。
　　表哥见到熟人，过去打招呼。我独自在父亲那坍塌得只剩下一道木门的老屋空地前的土堆上坐了下来。望着那道倾斜的木门和里面丛生的杂草，我仿佛看到了年轻的父亲，和我未曾谋面的祖父祖母在这道门里的生活场景。
　　父亲当年应该是在这道门里结的婚，也是在新婚的第二天从这道门里走出去，离开他的父母和新婚妻子，远渡重洋下了南洋。不想那一走，竟成永别。当父亲终于可以重回自己家园的时候，他见到的，就只是现在这一道破落的木门，门后面已经再也没有任何人影，就连那座他生活了十六年的房子也都已经消失无踪了，就剩下这一道门。
　　我不能想象当年父亲站在这道残破的木门前时是何种心情。而我现在默默的守着木门却泪如泉涌。我仿佛看到日夜倚门遥望，期盼儿子远行归来的祖父母，和他（她）们失望的眼神。我轻声叫了一声：爷爷，嫲嫲！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叫自己的祖父祖母，我不知道他（她）们在天之灵是否能听得到？坐在那里，我想了很多
　　很多，我想着祖父母去世后，大妈当年是如何一个人守在这里孤单度日的。想着她因着有海外关系如何被批斗，被拉去剪了头发。想着她在井旁打水时多次被邻家大妈用水桶肆意的砸破头颅，从此留下了隐患，让她日后住进了医院并含恨而终。
　　我走到路口，与坐在那里晒太阳的老人们聊天，听他们讲当年他们所认识的父亲。父亲离家时只有十六岁。几十年后的今天，这几位老伯伯老婆婆竟然都还叫得出父亲的名字。他们见到我时，很高兴的望着我笑，并用父亲在家中和我们说的那种乡音对我说：啊！系阿琦嗰仔返来喇！
　　我那个时候想，如果当年父亲没有下南洋，他今天是否也会像眼前这几位乡亲一样，坐在这里吹风晒太阳？如果当年父亲没有下南洋，他今天是否还会留在这个村子里，说着家乡话，吃着家乡菜，过着和他们一样的日子？如果当年父亲没有下南洋，祖父祖母的命运是否会不一样？大妈的命运又是否会不一样？如果当年父亲没有下南洋，今天的我会是个什么样的我？今天是否还会有我？或者，如果当年，“光华号”真的把我们接了回来，我们是否会在父亲祖屋的那道木门后，重新盖起新房子，在这个小村子里过着我们的日子？又或者，我们会否像其他归侨一样，到广东或海南的华侨农场去垦荒，建立新家园？而不论是否回到父亲的老家，还是到华侨农场去生活，今天的我，是否还会是现在的我？千万个如果，永远都不会再有答案！世事真的没有如果！
　　望着面前的几位老婆婆，我竟然想起了我的外婆。
　　外婆很年轻的时候就跟了外公到印尼去，她的孩子们都是在印度尼西亚出生长大的。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外公，我印象中的外公，就是清明节时大家热热闹闹上山扫墓时看到的那一坯黄土。而外婆在印度尼西亚的那一段漫长岁月里，除了学会喝咖啡外，她竟没有学会讲一句印尼话，更没有学会一日三餐吃辛辣的印尼菜。她一个女人家，在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国度里，是怎样把几个孩子拉扯长大的？在那一段漫长的岁月里，她是否曾经感到孤单无依？是否会在寂寞的黑夜里，想念自己的家乡和家中的亲人？她是否曾经期盼过像眼前的老婆婆们一样，用她懂得的语言和邻居闲话家常？她是否曾经期盼过有人会和她一起哼哼潮剧，唱唱她常给我们唱的戏曲？
　　外婆在九十高龄时曾经去世过一次，当大家正忙着在为她办理后事的时候，她竟然又活了过来。这让从雅加达带着朋友的吊唁帛金回家来的大舅很是尴尬，不知该把帛金留着还是该退回去。回想起来，外婆在那么大的岁数还不愿意离去，不知是否因为内心还有未了的心愿？她是否一直在期盼着可以落叶归根？
　　坐在这几位老人家的面前，我突然感受到了外婆生前内心里面的孤单和寂寞。我想，虽然外婆在海外身体健壮，子孙满堂，而且还活到很大岁数才往生。但，眼前这几位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生活的乡下老婆婆们，她们这一生或许活得比外婆快乐和自在？而在我父亲的心里，是否也一直深藏着和外婆一样的无奈和落寞？我也想到了大妈，她一个人驻守在这个村，守在自己的乡下，当她单独一人，独自在承受着被清算的痛苦时，她心底里是否也曾经兴起过要离开家乡，也到南洋去过那种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日子的渴望？
　　我想要到祖父祖母和大妈的坟上去祭拜，父亲上次回来时到山上去找到了据说是祖父母和大妈的坟，但我这次去，竟然连“据说是”的坟都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