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洪渊源在其回忆录里（Ang Yan Goan ，2009：128）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报》曾为当时受到日本侵略的中国募集捐款，并多次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残酷暴行。《新报》的强硬态度令对日本侵占中国的恶劣行径保持中立态度的荷属东印度政府感到深深的担忧。洪渊源写到：“当地掌权者时不时地传唤我和总编辑，对我们给予了严重警告…..接下来便扼令我们停止出版报刊。两个版本的《新报》经历过多次停版。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局者从未明确指出究竟是文章的哪一部分违反了相关规定且需受到处罚。他们认为我们自己心里清楚背后的原因。但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通过可靠的朋友处得知，日本总领事馆向当局者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严惩《新报》。”
　　土生华人报刊受到压迫的境况在日本占领印尼的期间仍一直持续。华人马来语报刊的负责人一个个被关进了监狱，而他们的报刊也被迫停办。被抓捕的华人马来语报刊界人物如梁友兰（Nio Joe Lan）、洪渊源和杨明月（Injo Beng Goat）。这段时期，还出版了华文报刊——《共榮报》（Kung Yung Po），由日本当权者出版，并由已被日本掌控的《新报》所印刷（Ang Yan Goan，2009：141）。
　　独立后
　　日本投降且印尼宣布独立之后，洪渊源出狱不久便重新创办了《新报》。虽然他们的印刷设备依然完好，但是像纸张、印墨这样的印刷材料却所剩无几。洪渊源不得不通过黑市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印刷报刊的纸张，而那些所剩的纸张被存放在一个荷兰公司的旧仓库内，早已变得潮湿且泛黄。终于，《新报》成功地印刷出版，但总共才四页内容（Ang Yan Goan，2009：164-165）。1945年10月25日，在历经了三年半的缺席之后，《新报》重新出现在读者们的面前（Kwee，1948：94）。而这个时期的《新报》，大力支持印尼独立宣言以及苏加诺--哈达领导的政府。
　　印尼独立初期，苏加诺和哈达有意与《新报》的领导人洪渊源会面。于是柯全寿（Kwa Tjoan Sioe）医生约了洪渊源晋见印尼领导人。在此次会面中，苏加诺表示印尼与中国当前的奋斗目标一致，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各自的领土，因此印尼和中国拥有共同的政治利益。为此苏加诺认为，所有在印尼出生的华人及其子女都是印尼公民。
　　《新报》的发行持续到“有领导的民主”（Demokrasi Terpimpin）时期前夕。一位名叫卡林（Karim DP）的土著青年前来拜访洪渊源。这位青年曾在《新报》担任过记者，因其工作勤奋且为人忠诚，他被提拔为《新报》的编辑。此外，卡林还深受苏加诺信任，且经常受邀与苏加诺共同出国访问。后来，由于在《新报》已有至少15年的工作资历，卡林成为《新报》名副其实地的主管及总编（Ang Yan Goan，2009：334-335）。
　　在颁布禁止出版除拉丁文以外的其他文字报刊的命令之后，《新报》也受到波及并被迫关停。该禁令被废除后，苏加诺总统将《新报》）更名为《忠诚报》（Warta Bhakti）（Ang Yan Goan，2009：336）。《忠诚报》曾发行过中文版，不久后报刊首页印有中文名称“忠诚报”，但仍有许多读者把这份报纸当作已停刊的《新报》的续版。《忠诚报》发展迅速，据称其在1962年的发行量已达到了100,000份（Ang Yan Goan，2009：337）。
　　印尼独立之后，《竞报》（Keng Po）也重新出版。《竞报》与印尼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因为杨明月（Injo Beng Goat）那时被公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并且与素丹·夏力尔（Sjahrir）的阵营走得很近。杨明月曾经还帮助过苏查莫科（Soedjatmoko）创办的杂志《洞察力》（Het Inzicht）。
　　在爱德华·西·史密斯（Edward C.Smith）的观点中（1986：1976），引用了尤斯杜斯.范.德.克鲁夫（Justus van der Kroef）的 文 章（1954：337-346）：《新报》和《竞报》这两家土生华人报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与民族主义者保持着良好关系。“但是战争结束日本离开（印尼）之后，随着独立革命的深入，这两家报刊对印尼民族主义者的抱负及野心愈发地表现出其批判性态度：它们支持华人成为少数族群，不融入印尼社会中。这种态度不利于华人与日渐发展的民族主义政府之间的关系，加之来自外界的敌对力量，导致了华人报刊的结束和印尼华人社会的崩溃。”
　　史密斯和克鲁夫的观点可能稍微有些夸大，因为《新报》和《竞报》中体现的印尼民族主义精神未曾褪色。但是，令两家华人报刊失望的是，印尼的青年阶层将华人群体当作殖民政府的代理人，并因此掠夺、骚扰华人群体，甚至强奸一些华人妇女。与此同时，一些独立革命领袖似乎已无法控制这一局势。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一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