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起床，打开 WA看到昨晚“Damai”群组（印尼文化艺术界人士群组）发来的噩耗：阿义布·罗西迪（Ajip Rosidi）于2020年7月29日22.30与世长辞。这七月份灰蒙蒙的天空下，继莎巴尔迪·佐克·达莫诺，又一个一生充满传奇的印尼文学家永别人世！他不愧是印尼一位文学和文化泰斗。他为印尼和巽达文化，特别是为印尼文学和巽达文学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阿义布·罗西迪从少年时代就酷爱读书，初中时开始写短篇小说和诗歌，发表在杂志上。高中时他更发表不少文章并拿到不菲的稿费，结识不少文学界人物，甚至当上文学杂志编辑人，有了固定的收入。他十七岁念高中时就结婚了。
　　阿基布·罗西迪是个很有个性的人。高中三那年，他已经付费，准备参加国家考试时，看到报上登载试题泄露和买卖试题的消息以及关于全国考试必要以否的辩论。他琢磨着：毕业证书有那么重要吗？文凭可决定事业的成败吗？最后他断然放弃考试，要以自己的努力证明，没有毕业文凭也能闯出一条人生之路，写出有水平的作品而留名世间。他的一生实践了他的决心。他以丰硕的业绩肯定了他的抉择。他创作丰富的诗歌、小说作品，发表了不少文学评论与时事评论文章。同时，他参与文化机构以及出版社的管理和指导工作。没有在高等院校里上过文学课的他，竟然受邀在日本的大学讲授印尼文和印尼文学学科，并持续二十多年，并受到文学界的尊重。在七十岁生日时，他出版了自传，不无自豪地用了《没有文聘的人生》（“Hidup Tanpa Ijazah”）为其书名。全书一百三十多页，十分厚重！同时，他还出版了七百多页厚的在日本教书期间与友人的通信集。这两本书揭开了文化界文学界，甚至政治界好多鲜为人知的是是非非，颇具史料价值。
　　阿义布·罗西迪治学态度认真严谨，不辞劳苦，在国内甚至出国，四处奔走搜寻和收集巽达和印尼文学史料，发掘巽达早期的文学遗产。他性格耿直，文章犀利，对人对事直言不讳，有得理不饶人的文风。他对政府的贪腐现象，对政府机关和官员忽视、漠视文化事业的态度和作风深恶痛绝，始终持批评的态度。乃至官方都对他有所忌惮，敬而远之。他做事认真负责，从不为私利而渎职。在他主持期间, Taman Ismail Marzuki艺术文苑里的“雅加达艺
　　术委员会”（Dewan Kesenian Jakarta）搞得有声有色。更令人瞩目的是，他不惜自己掏腰包，创立文化机构，大搞文化和文学活动。比如，他主持而后接管的Pustaka Jaya和他创办的Kiblat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地方和印尼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翻译书籍。1989年他创立Rancage文化基金会，每年给优秀的巽达作家颁发Rancage文学奖项，后来还增加了爪哇、巴厘、南榜地方文学的Rancage文学奖项。2015年，在他的耄耋之年，他再做出一个壮举，创立Ajip Rosidi图书馆，收藏保留巽达书籍、印尼文及其他语言书籍。他的这一切作为，可谓是十分难能可贵。这在印尼文学界，实在是凤毛麟角的事迹，可钦可佩！
　　人与人的交往是靠缘分的。我跟阿义布·罗西迪多次接触，只是泛泛之交而未能深交。在1965年后期吧，我在Rumentang Siang艺术馆出席巽达语研讨会上第一次遇上他。会上，一位基督教小学老师介绍她教授巽达语的教学经验。她说华裔孩子们是如何兴致勃勃，而且成绩不差，令她欣喜。但是阿义布·罗西迪看似不以为意。我想这不足为怪，因为我看他本来就是不怎么看好华裔的人。后来，在我进一步走进巽达文学圈的时候，常常在他属下的Kiblat出版社参加巽达文学活动，以至这所出版社主动为我这个华人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印尼文版《千岛暮色》（Senja di Nusantara）。但是我也没能跟这位著名的文学家有更深的交往。我反而跟他麾下的青年人结为好友。再后来，我几次参加他的七十和七十五大寿的生日文化聚会，我向他握手祝寿。在一次祝寿文化聚会上，入口处摆放一张写有几十个文化友人对阿义布·罗西迪的评说短句的大布板。其中有我受邀写的一句，内容大意是：“阿义布·罗西迪不只是创作，而且是自掏腰包为印度尼西亚弘扬巽达文化”。这是我的由衷之言。2010年的一天，我去墓地送别去世的著名巽达音乐家纳诺（Nano S）。我与阿义布相遇。他十分凝重，跟我说：“他的死是我们莫大的损失。没人可以替代。谁人可以替代呢？”我说：“你说的没错。”这是语重心长的对话。此后，我应邀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在万隆独立宫举行的国际性的“巽达语言和文化代表大会”。再一次与他相遇，在街上同行，做了简短的谈话。但是我俩始终没有深交。在文学上，我接触他的文学作品很少，我更多关注他发表在巽达文和印尼文报章杂志上的文学或社会评论文章和关于文学的专著，其中是《当今的巽达文学》（Kesusastraan Sunda Dewasa Ini, 1966）和《印尼文学史》（Sejarah Sastra Indonesia, 1988）。我1994年写的第一篇散文《水族馆的鱼儿》摘录了阿义布·罗西迪的一首很有意思的小诗（或一首诗的片段）：人，多羡慕/玻璃缸里的养鱼/那么悠闲自得/殊不知/缸里的鱼有多羡慕/缸外的人/那么安然自由。
　　在文学艺术观方面，阿义布·罗西迪是偏右的。而偏右的又常常是不亲华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客观和理性而不走极端。在他那厚重的自传里有一段话这么说：“对作风非常排外而在社会上常引起原住民妒忌的支那人，我怎么又要相助呢？”“但是这位支那人确实正在受难，成为掌权者的牺牲品。‘巽达杂志’的使命不就是‘维护人民的尊严、国家的主权和宗教的权威’吗？不就是说救助流落而成为权势牺牲品的人民吗？”结果他解救了其丈夫被监禁而房产被一个法官霸占的可怜华人妇女。当Kwa Sien Biauw（后来改名为Tirtoutomo, Aqua矿泉水工厂的创厂老板）主编新报时，阿义布·罗西迪曾主管“青年新报”（Sin Po Muda）栏目，不少青少年（其中多半是华裔青少年）投稿。阿义布说：“让我惊奇的是，那些华人孩子们写的诗歌或素描有好多好作品。这使我寻思，是否那文化传统是通过血脉和遗传流传的。”他的那本书也不无怪怨的口气披露，早年一位著名华商某氏曾经利用他，乘他拜见雅京省长阿里·沙迪金之便，为商业利益与官府拉上了关系；他认为某君是在商言商的势利商人。但是他和苏福仁（Su Hok Djin，Arief Budiman）这个华人学者却结为挚友，他那本自传的第一篇序文就是苏福仁写的。
　　如今，阿义布·罗西迪，巽达族和印尼民族传奇式文学家离开了人世，扬长而去，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2020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