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地区、岛屿、省、县和城市，各个地方和物品的华文词汇名称和用字，都是华族同胞先民早期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的人文社会赐予的名称。大多数是从音译出汉字命名的，部分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当时定下来的。有的用闽、粤方言读音拼读出的汉字，有的是取义来命名的，例如：旧金山San Francisco（意译名词，当年因为在美国三藩市水流中发现了黄金，大批淘金者蜂拥而至。过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Melbourne也发现了金矿，人们又大量涌向墨尔本，就称为“新金山”，三藩市就称为“旧金山”）。檀香山Honolulu（早期夏威夷的火奴鲁鲁盛产檀香木，大量运到中国，故名檀香山）。山口洋Singkawang（因为有山，一个大港口，面对海洋，就叫做山口洋）。槟城Penang（庇能）（槟榔屿），就含有音译和意译两种。例如：巨港Palembang、新西兰New Zeland、纽西兰、有音译词和意译词。有些地方给取了两个名字，例如：三宝垄Semarang，又叫垄川。有一些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达到今天统一使用的汉字名称，例如雅加达Jakarta，早期首都的华文报是用椰加达，新加坡报章用椰卡达，英国、美国和中国都用雅加达，历经了很多年，如今，几乎定下了大家都写雅加达。有一些迄今还没有固定的用字，例如：巴厘岛Bali，峇厘岛、峇厘岛、“巴黎岛”、“吧里岛”、“巴里岛”多种的写法。词汇后头加个“岛”字，阅读者知道那不是法国的首都巴黎Paris。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东西，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更新、流行，渐渐走向统一。至于要规范采用哪个汉字来书写？那是需要一段时间随着大众习惯渐渐走向统一和认同的。特别是地方名称，早期下南洋来的多是中国南方居民，地方和城市名称，他们会依照方言发音来命名写出汉字。记得七十年代雅加达唯独的一家华文报馆“印度尼西亚日报”，曾经把很多印尼的华文城市名称都更改成符合印尼文发音的华文城市名称，“棉兰”Medan改为“美旦”，“巴东”Padang改为“巴棠”，“泗水”Surabaya改为“苏拉巴雅”，“锡江”Ujung Pandang改为“乌绒班棠”等等，这样会给人们带来困扰，原来的面目全非了。现在几乎都不再这么使用，恢复了以前的名称。我们不必要吹毛求疵，特别花心思去更改先民已经固定下来的叫法，那样只会造成混乱。
　　早期下南洋来的先民都依照音译和意译给了城市地方的名字，也都已经沿袭使用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又何必另外去更改呢？有一些地方名词，用华文读出来与原来的语言相差甚远，因为当时先民是使用了方言拼读而写出的汉字。“棉兰”是用闽南话读音“米兰”接近Medan的发音。亚齐省有个城市叫“冷沙”是用客家话拼读就符合了Langsa，“打京岸”也是客家话拼读Takengon。“巴东”是闽南话翻译的。“巨港”Palembang是音译也是意译，慕西Musi河畔巨大的港口。马来半岛“吉兰丹”Kelantan，“吉打”Kedah、“沙捞越”Sarawak和“森美兰”Negeri Sembilan州也是用闽南话拼读就很接近马来语原文。“庇能”音译Penang，不过音译加意译“槟榔屿”。
　　原先的南韩首都汉城Seoul，后来为了符合拼音更改为首尔，原先的马来半岛丁加奴Terengganu州觉得用字不雅，更改为登嘉楼，缅甸早期国名英文Burma，现在为了符合缅语改为Myanma，首都仰光英文Rangon现在叫Yangon。不过没有人把国名更改为“棉麻”，南苏拉威西省会马加杀Makasar七十年代改名为Ujung Pandang锡江，现在很多人几乎都用回Makasar。
　　当初的随身电话叫“大哥大”，流动电话，行动电话，手提电话，移动电话，最后成了手机。充电宝、行动电源、流动电池、手提电源等等说法大家都应该可以理解那是什么东西，语言，就是人与人交流达到可以沟通的对话工具，因为很多新产品，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叫法和名称。都已经叫开了这种名称，大家也能理解，那就也无需苛求大家一定要去遵照哪一部辞典的说法和翻译用字的统一吧。
　　两岸半个世纪前是互不往来完全没有对方的信息的。很多新的产品各自定了名字，中国大陆从香港沿袭用“地铁”是从原先香港先建设的“地下铁路”简称为“地铁”。而台湾另外命名为“捷运”大家也可以理解。两岸不相同的说法实物是相同的一种物品名称各不同，大家可以参考两岸词汇。
　　因为华人流散在世界各地，他们在当地使用华语或者闽粤客潮方言沟通，有一些“落地签证华语”是因为当地人都这么说开了，大家都这么延续使用，没有很严格去追究它当时的谬讹和不太贴切，日子久了就固定下来这么使用了。那么，突然来了一位外地华人，他就会觉得这个词汇陌生和会错意，或不知所云。我本身就碰过两次听不懂当地人说的华语闹过笑话。第一次抵达台湾岛，自己逛街肚子饿了走进餐食店，卖食物的用很快的语速询问“要内用还是外带”？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内用”和什么是“外带”，就又加上一句话“我在这里吃的”。
　　来到吉隆坡唐人街路边小吃摊档，坐下来点了食物。一位服务员走过来询问我：你要“吃的吗”？岂有此理，你都明明是食物摊档，怎么还来询问是吃的吗？那我叫了食物不是用来吃的还有其他作用的吗？何必来多此一举？服务员觉得给我骂了很受委屈，自言自语地说：这位先生我好意询问他是吃的吗？还给他骂了一顿，问我不是吃的难道要拿来丢吗？真是冤枉。原来吉隆坡和新加坡“吃的”是和“包的”相对的说法，在台湾岛是说“内用”与“外带”，在香港说“堂食”和“打包”。这些地方区域名词突然第一次听到，又单独出现的时候，真的还不好理解呢。突然间点了食物过来询问是“吃的”吗？哪有食物不是吃的呢？
　　在新加坡牛车水食物摊档曾经遇见一位外国华人旅客对卖者说：你给我“打包”，摊档回答他：我们没有“大包”的，全部一律分量，都是已经包好了。两个人争执起来，旅客说：我买的人，“我要打包不可以吗”？我在旁边给服务员加了一句话，他的意思是食物要“带走的”，这样才搞清楚了“打包”与“大包”的纠纷。原本汉语词汇里头没有的，有些又从中国方言融合，产生了新的词汇说法。有些从该国当地语言音译，因为本地有这些东西和物品、地方名称，就根据音译给了一个新名称，华语的形声造字方法另外创造了新的“汉字”出来，衍生出新的华文“词汇”，习以为常也就约定俗成固定下来了。例如：“舯舡”是马来文tongkang，翻查了两岸的许多华文词典和新马出版的华文词典都还没有收录“舯舡”这个词汇。“舢板”马来文sampan，马来西亚槟城华人说的“万山”，是“市场”，怎么不是“巴杀”呢？中国新疆的“大巴扎”词源为波斯语bazar而演化成的“大巴扎”，应该也是从bazar翻译过来成了“万山”的。很多音译词汇用汉字写出来未免会有不是很统一的用字，这应该也不足为奇的事情。即使在中国本土，也有不少词汇是异体汉字的使用法。例如：“瓷器”与“磁器”，“孤苦伶仃”与“孤苦零丁”，“宏愿”与“弘愿”，“宏图大展”与“鸿图大展”等等。因为地域不同，根据造字原理造出了都符合汉字逻辑的汉字。
　　至于batik的翻译词汇，那是外来音译词汇，可以说它是“华语大家族里头的‘新住民’”，在中国本土神州大地没有出产这种类型的蜡染布，各种报章杂志对此词汇翻译出来的写法很多种，有：“峇狄”、“巴笛”、“峇泽”、“巴迪克”、“峇迪”等等，后头加了一个“布”字应该不难理解是指什么东西。生活中确实也不需要参考了哪一部词典的用字用词才遵照着使用，当然，也不能每个人都创造一个生词随便用一个汉字书写，这样会很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