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纸质媒体，尤其是华文报，欠缺副刊与公正的时局评论，就犹如失去灵魂，缺乏吸引力的苍白读物。而能拥有活泼多样的副刊作品，不论是各种流派的文学创作，举凡小说、散文、诗歌，小小说等，加上排版新颖夺目，必能大大增加报刊的可读性。而拥有立论公正及时的时事评论文章，则必增加报刊在读者眼中的分量，增加与发扬报刊的媒体舆论导向引领作用，能够充分体现发挥媒体对社会的正能量引导职责。
　　所以副刊与评论的灵魂作用，缺一不可。事实证明，一家副刊与评论都编辑到位的报刊，读者群必多，市场占有率必广，影响至广告客户也必增多，相反不重视副刊与公正的评论，读者必寥寥无几，订户虚少，广告也自然锐减。因此把握住副刊与评论的灵魂作用，落力打造副刊样式的多样化，吸引各路写作者，尤其是较有名气的作家，尽量营造给他们在副刊里发挥才华的平台，文化工作者是一群深具活力的报刊顶梁柱，是报刊在社会上发挥效应的得力执笔写作者。缺少了他们，报刊就缺乏了影响力与生命力。
　　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报，更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的正能量媒体，在印尼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华文报曾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是印华文坛鼎盛期，这时期著名的印华作家有黄东平、阿伍、沙里洪、平鸣、望野等，就算是在苏哈多独裁统治的32年里，坚韧的印华文友还是充分利用了当时唯一的《印度尼西亚日报》，见缝插针地发表华文作品，或是在国外发表文学作品。也确实在那华族文化被封杀的黑暗年代，脱颖而出涌现了好些著名的华文作家，如莫名妙、罗密欧·郑、冯世才、严维真、西茜丽亚、林万里等等。
　　尤其是2000年印尼民主开放后，印尼群岛各地复办了许多华文报，如国际日报、千岛日报、印尼商报、星洲日报、印华日报、讯报、正报、好报、电子新报等。这些日报的副刊与评论文章，都办得有声有色，更是涌现了一大批新时代的华文作家，如李卓辉、陈正详、袁霓、莎萍、阿蕉、容子、沈唯真、李金昌、松华、金梅子、华实、晓星、高鹰、文苗、卜汝亮、雨村、顾长福、云风、阿里安、叶竹、李平定、廖彩珍、夏之云、岩石、余凡、林越、杨国兴、小红、金潇等等。初步估算约有500至1000人的写作者，这是一群华文报的忠实读者，更是华文报源源不断的供稿来源者。这批华族文化人，包括报馆编委、老报人和记者，其所发挥的文化影响力不容低估，就是靠着他们的手中华文笔，数十年来，与各地众多的华人庙宇一起，让印尼华族永葆华人传统习俗，始终没有被同化，更使得华文方块字在印尼永远恒存了下来。印华文友正是印尼华文报业赖以生存、不可估量的文化生力军。
　　所以印尼的华文报业，应该十分珍惜这批硕果仅存的华族文化人，理应开辟更广阔的副刊平台，提供给他们发挥文化才华的园地。事实雄辩地证明，二十年来印尼华文报里的副刊：《东区文苑》、《东区文学》、《火种》、《赤道火花》、《硕诃桥》、《文艺火炬》、《耕耘》、《印华文学》、《绿岛》、《凤凰》、《诗页》、《东盟文艺》等等，勤勤恳恳的副刊编委，兢兢业业，二十年来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的华文写作者，由此应运而生组织起来的文学团体：“印华作协”、“东区文协”、“万隆印华文学社”、“苏北作协”、“万隆作协分会”、“井里汶作协分会”以及各地文学爱好者俱乐部等，发挥了团结各地文友的桥梁作用，是印尼华人文化团体积极的有生力量。
　　印尼华文作家就是在这些副刊里造就锻炼出来的，许多人还成功出版了个人专集，数近百计的印华文集成为了印华文坛的宝贵资产，必将永传后世。所以只有通过副刊才能弘扬印华文学，让印华文化后续有人，永远在印度尼西亚恒存下来。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情势下，强化报刊的时事评论力度，培养熟悉本土国情的评论员，以正确的立论观点导向，指引华族认清局势，居安思危，确保华族在危机中认清方向，力争与兄弟族群一起，长期和谐共存。
　　如今世界面临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肆虐，几个月来各国都采取了社交防控居家隔离举措，使得各国都面临了经济重创的不确定局面。印尼华文报更不能幸免，使得本来就经营惨淡的报业困境，订户越来越减少，更加雪上加霜。棉兰的《好报》不得已停刊了，一些报业也采取裁员、减版、调整版面等措施，以维持运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面临疫情的非常时期，正是应该紧紧团结各地的文化生力军，充分发挥各地文友的文化影响力，协助各地代理商度过难关，确保各地订户不停止订阅，以及游说热心商家继续刊登广告。应该看到，文友们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影响力，是不可小视的能尽文化基因绵力的正能量。
　　敬爱的文友们，让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华文报业，疫情当前，共克时艰。巴厘省：意如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