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辞去教职走入商场，任职于棉兰M有限公司树胶厂商，当会计部助手。我从未学过会计，这份工作是挑战，必须从工作中学习，虚心向会计部主任请教，从抄账和对账学起，战战兢兢，唯恐出错。
　　工作几天，有一次经理（也是老板）命我结算某客户的树胶账目，我取出账单及来往账簿，用笔算法，花了不少时间，虽然无误，可是老板给我难堪的脸色。从此我在工作之余，认真学习旧式0lyvety摇柄计算机，只经几天，我操作应用得心应手，应用这部计算机乘除加减，比起用笔算快上几倍。
　　时光如梭，经过一年的时间，我渐渐学懂各种账簿的关联系统，到年终结账，公司一年来的盈亏作出结册（Neraca），毫无问题。
　　枯燥的工作，每天面对数目字，各种七八位数账目要抄录，难免会出错，最常误抄的诸如53倒写为35，结算不能平衡。
　　有时只差微小的数目，必须查对账单，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去核查。
　　当时，我住在巴敢镇，离棉兰卅公里，每天早上七时以前乘搭Tax1班车前往棉兰，下午五时又回到巴敢。由于工作繁多，中午买饭包在办公室用餐，不假休息就得工作。
　　老板住在丁宜（Tebing Tinggi），工厂设在英加布拉（Indrapura），他一星期几天在工厂，几天前来棉办公，座车是三角牌平治。
　　由于交通问题，有时早晨我会迟到，见到老板，他口虽不说，但脸色却很难看。可是，我中午不休息赶工作，也许他看不见！若他到工厂的日子，他会在早晨八时拨办公室电话，找某某职员，意在查询有无迟到？中午的电话总是我接，有同事迟到，我想法敷衍，有时他早上前往工厂，中午一时又转来棉兰。
　　年终结账，就得赶工。我的薪酬比起在校执教高得多，供自己生活，足足有余。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九卅”事件，我被卷入政治漩涡，被军部囚禁两个多月，期间，老板委托相熟的军人，前来巴敢探问，向军部了解情况，我到底参加什么团体而受牵连？可否保释？重要的是工作堆集，一时无法请人代劳。
　　有幸在当地侨领多方的营救下，我获得释放，重见天日，但每星期要报到。我再回公司继续工作，堆集如山的单据，必须加倍工时处理。
　　1966年初，父亲在棉兰万家街购下一间两层店屋供我居住.免得早出晚归，舟车劳累，同时也准备给我办理婚事，1966年中期我结婚，在自家中举办简单婚礼。
　　组织新家庭，生活费加倍，而我的薪酬不敷家庭开 销，怎么办呢？难道每月伸手要父母补贴？左思右想，“工”字不出头!唯有自己创业才是解决之道。隔壁住着亚齐友族，本来是经营木炭生意，而且生意不错，但是，不久前却结束营业，不知何故。于是走访友族了解情况，得知他是转行经营咖啡籽生意。据说木炭生意销售量大，但是，利润微薄，棉兰有两家经营木炭生意，我多方了解市场、货源、交通运输情况，觉得这门生意资金不大，又没有风险，适合自己的经营，与太太及双亲商量，他们都赞成。
　　于是月底向财政（老板的大儿子）领薪之后，我向他辞职，说明下个月我再工作一个月，让公司物色人代替我的工作，老板儿子说:“做得好好为何要辞职？”我对他说:“我打算自己出来搞小生意。”过了两个星期，公司请来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来接任我的工作，于是我将所任的工作详细向他交代，让他能顺利接任.领了最后一个月薪酬，我便离开公司，开始经营木炭生意，成为“卖炭翁”。
　　可是花甲老人常常找不到单据和文件，老板儿子三番几次拨电话要我前来公司，我免为其难，骑着脚踏车前来。他再要求我回公司工作一个月，让老人更为熟悉工作。我想已经工作了五年，再为公司工作一个月又何妨，于是又来到公司工作。
　　这家有限公司是老板与槟城人合资的，合股人没有派亲信员工在公司任职，每年只来巡视三两次。我离职后，却委托其内弟向我打听公司内的袐密，虽然我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兼于职工的职业道德，我不可能泻漏其中的袐密。
　　离职初期，老板又托与我有交情的陈君来我家，说:“老板要你回去工作，加薪一倍。”我说:“假如我跳槽到别家公司工作，也许可要求我回去，可是我现在出来搞小生意，不可能再吃回头草。”再隔一星期，陈君又来做说客，要我当面见老板，要求多少待遇都可以考虑。我坚决谢绝这优厚的条件。
　　我在想:作为老板，不能体量职员的生活，这是不明智的。如果老板太好，职员生活安定，肯定为老板工作一辈子，不想自己出来创业，也是职员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