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挚朴素、含蓄蕴藉的中年诗
　　进入中年，寒川诗歌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呈现出真挚朴素、含蓄蕴藉的特征，题材则更为广泛而深刻。
　　一、咏史怀古和佛理禅意
　　少年青年时期，寒川诗歌的题材多集中于个人情怀的抒发，中年诗的题材则有所拓宽，涉及到历史、政治、社会等许多方面，在思想上也越发深刻。
　　不同于以写景抒情为主的青年游记诗，寒川的中年游记诗多与咏史怀古相联系，蕴含着诗人对历史、政治等的思考。《桂河桥》是一首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较为出色的怀古诗，书写“二战”期间日本人的罪行。桂河桥和“死亡铁路”是二战时日本人强征盟军战俘建造的工程，无数战俘和苦役工人在施工期间丧命。诗人来到此地，由眼前的桥联想到当年战俘所受的折磨。“正午的阳光/把叹息的桂河桥/瘦成/水面上浮动的/一片墙”，“叹息”一词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瘦”字亦触目惊心，它凝结了无数筑路工人的苦难，也见证了日本法西斯的罪恶，从而引出下面的追忆以及诗人的内心感受。战俘在日军的铁蹄之下，用生命筑成路和桥。“而我走过，沉重地/每一步，都踏出/木轨道上/幽灵的呜咽”，诗人仿佛能听到那些幽怨悲伤的声音，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不幸和痛苦，对侵略者的痛恨可见一斑。《雪花飘在长城上》，诗人登上长城极目远望，既感受到沉重的乡愁，也联想到当年戍守城池的士兵和历史上的战争，并由此生发出对战争的感慨，“何必再数/长城究竟有多少座烽火台/长城究竟有多少个城垛/长城究竟有多少块大石头/重重叠叠/一层又一层/把历史/分割”。改朝换代总是需要通过战争进行，而在一场场战争背后，是无数被湮没的生命，表达出诗人对历史和战争的思考。其他还如《汨罗江的悲歌》、《谒岳王庙》等诗，同样表达了对历史的追忆和思考。
　　此外，寒川中年诗还闪现着佛理禅意的光芒。寒川对佛学比较感兴趣，大学时就主编过学校佛学刊物《贝叶》。其早期诗作已出现一些有关佛禅的意象，比如寺庙、佛塔等，并对佛理有了一定的涉及。进入中年后，寒川对佛学有了更深的理解，《星河的联想》组诗即体现了其禅悟和宇宙意识。“在这首诗里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禅悟的隐喻体系，暗示佛家修持自始至终的心路历程。”这组诗共六首，从唐近豪所画的银河系列开始，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宇宙、星河的联想。第一首诗指出色彩在宇宙里并不重要。“色”在佛学中代表物体表象，《心经》里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物欲的本质是虚幻的。“只要心中/永远看得见/只要心中/永远惦记着光”，这是一种禅悟。六祖慧能认为心生万物，“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而佛学上的“慧心”即是能顿悟真理之心，开悟之后则能无所不见，那属于很高的层次，而对于一般人来说，只要心中“永远惦记着光”，我们便也会有更广阔的胸怀，不再那么蝇营狗苟，整天为外物所累。第五首诗也有很深的佛理，指出星星的分裂陨落是一种解脱，“总在光芒消逝后/刹那即成永恒/即成/长长的安息”。星星从绽放光芒到陨落消逝的过程也像人生，不管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是光芒四射还是相对黯淡，人总会走向生命的尽头。然而，并不能因为人生有尽头就甘心做一颗黯淡的星星。“刹那即永恒”，虽然光芒的绽放转瞬即逝，但这刹那间的光芒也包含一种永恒性的美，而最后“长长的安息”，了悟之一切，可谓是寂灭之乐。
　　二、细腻真切的乡愁书写
　　乡愁书写的出现是寒川中年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诗中的乡愁既有指向中国的，也有指向新加坡的。中国是寒川的祖籍国，是他的文化故乡，新加坡则是寒川以国家公民的身份在此长久居住生活的地方。寒川对中国的乡愁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对新加坡的乡愁则主要体现在地缘和国家层面。这两种乡愁的描绘都很深刻厚重、细腻真切，这种情感也正体现出海华文学所特有的双重属性。
　　华人在离开中国之后，承载他们关于中国的“地—国”情感、记忆的媒介自然就落到了“指向精神空间的‘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上来，特别是那些经典和有代表性的文化当中。文化层面上的认同书写方式其实可归结为一种关乎中国的语言、文字、风俗、历史等的‘泛中国文化倾向’想象与书写。”寒川很多诗歌都体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怀恋和寻觅。《一片落叶》中，“夹在唐诗三百首里的一片落叶/色彩斑驳/轻轻拿起，这一面是/月落乌啼霜满天/那一面是/江枫渔火对愁眠/单单薄薄，凄凄惨惨戚戚”，引用古诗词入诗，既营造了独特的古典意境，也表达出对古典文学的热爱。此刻虽不处于古人的情境，但心境也“清淡一如高僧”，这是古典文学的深刻感染力和恒久魅力。又如《秋在富春江》，“读郁诗/富春江畔的秋月/还有渔歌、雁声/都是记忆里/一幅凄美的/江南水乡画”，表达了对江南景色和文化的美丽想象。此外，汉字、典故、传统乐器、中国名山大川等亦是诗中常见的元素，使诗歌具有浓郁的中国色彩。
　　当然，寒川对中国也有地域上的想念。《父亲的叹息》即有余光中《乡愁》的影子，通过写金门到厦门路程的变长，表达了对于大陆母体的思念。不过，与文化上的怀恋相比，这种地缘性的乡愁不是很明显。因为寒川虽然在中国出生，但五岁时就移居新加坡，此后也一直在新加坡成长发展，对他来说，中国故土更多存在于血源、记忆和文化想象当中。而随着移民后第二、三代人的成长，华人对中国故土的乡愁更加难以避免地走向淡薄。《回乡》一诗即表达了诗人的忧虑，“怕的是就将止于我/再无下一代/背负着血缘的亲情/回——乡”。又如《山竹系列》，由飘浮的山竹联想到离开故土的人们。为了更好地在异地生存，背井离乡之人不得不把对家乡的留恋深埋心底。“而最大的安慰/该是那些乡土的味道/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虽然一点也不/香郁”，随着离乡时间的变长，人们身上故土的痕迹渐渐变淡，这种源自血脉的对故土的挂念难以割舍，但又细若游丝，传达出移民的流浪感以及对乡愁日渐稀薄的忧虑。
　　而作为从五岁就在当地生活的新加坡公民，寒川对新加坡的依恋更多表现为地缘上的亲近和国家层面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新加坡那段被殖民以及二战之后的独立历史，显然能够激发国民关于民族或国家的身份认同和使命感。近代以来，新加坡一直处于被殖民被压迫的地位，直到1965年才独立建国。对于新加坡华人来说，新加坡的独立建国让他们不再无所归属，也开启了让当地人民有主人翁的自豪感，走向独立、自治和发展的时代。寒川见证了这段历史，他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是强烈深刻的，其早期诗作中就有很多歌颂赞美新加坡的作品，比如“各民族同声欢唱/前进吧！新加坡拉/各民族的欢声响彻云霄”（《八月小唱》）。而寒川关于新加坡的乡愁诗，也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家国眷恋。《那年的乡愁》即写诗人在日本京都时对新加坡的思念。“总在雨后/那一片乡愁便都涌向/太平洋海岸”，对诗人来说，新加坡已不是一个暂留之所，而是与自己血肉相连、让自己在离开后魂牵梦萦的家乡。《中秋忆旧》则有着更加丰富的意蕴。此诗虽是写对新加坡的思念，但在表现手法上却融入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意象意境，比如月亮、中秋节，此外还有传统乐曲《春江花月夜》，情感表达也很复杂含蓄。“乡愁恒向南/就不知是否顺着珠江水流的方向/总之，它该有源头/朝南、往北都是一样”，“源头”一词耐人寻味，乡愁的“源头”在何处？发源于中国的珠江向南流去，最终流入南海，恰如东南亚华人的离乡路线。他们漂过江流、越过海洋，将乡愁携带了一路，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故土的乡愁有一部分慢慢附着在所居地上。对中国和对所居地的乡愁虽各有侧重，但实际上是同一种珍贵的情感，都来自于人们内心深处对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的深情，因此说乡愁“朝南、往北都是一样”。结尾几句也很精妙：“静静躺下之后，这回/终于重重地发现/仰卧既不是，侧卧/偏偏又避不开/向南冷冷的/月光”，这种愁结满腹、辗转反侧的状态，细腻刻画出乡愁情绪的复杂。
　　三、朴素蕴藉的表现手法
　　相比于以学习模仿他人为主的早期诗作，寒川中年诗在艺术上的探索更加深入，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朴素蕴藉的创作风格。
　　此时寒川诗歌语言的雕琢成分较少，往往在自然平易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意蕴，令人回味无穷。比如《井里汶的黄昏》，语言平易日常，但诗作仍不失诗意，尤其是最后一部分：“井里汶的黄昏/巷子里传出亲切的叫声/妻的小侄女/（照片中看过的）/笑脸，比那晚的月/还圆”，将笑脸和月亮作比，生动而有韵味，朴实的语言与温暖的亲情相得益彰，给人以亲切真挚之感。又如《山城的夜》，“‘试试这儿的特产吧！’/你说。谁知道/切开了的芒果/竟溢满一室的/芬芳”，朴素的语言蕴含着温暖愉悦的情绪，余韵悠长。
　　在情感的抒发上，诗中的感情多是自然流露，却能直抵人的心灵深处。这与语言的朴素平易有关，更源于诗人经验阅历的增加。如《别》写离乡追求幸福之人对亲人故土的思念，可以看出其中亦融入了诗人自己的经历和体验。“飘洋过海，无非是向往/人们走过的幸福/无非是/一尾向南游来的鱼/如何把流浪的故事/说起”，这种怅惘、孤独、流浪之感，可谓是无数华人的共同心声。“这会是第几个驿站？/长亭更短亭。偏偏是/人在道别时/时间总是最悭吝/最简单的话/最后说出来的话/总是/最/难/忘/记”，只有经历过这种离别的人，才能有如此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寒川年少时的诗歌里也有一些抒怀的成分，但多少都带有一点轻盈浪漫的色彩，中年诗中的感怀则蕴含着对于人生的深刻体悟，更显厚重深沉。
　　典故和诗词的引用也使诗歌具有古典的含蓄和韵味。《爱情三部曲》中，第一节就营造出一种古典的意境，“你把满卷清雾般的小雨/还有唐诗宋词/统统折进一个春意阑珊的/黄昏里”；第二节中，“红豆”意象和古诗《相思》的引入，使诗歌对青春的缅怀和漂泊之感的抒发更加含蓄绵长，“一换季，我们都已是/红彤彤散落遍地的/相思子”；第三节则结合古典诗词意境，表现出爱情的长久与美好，“黑白相间，弹奏着一曲曲/一首首北宋词人张先的/含蓄与深婉”。如果说寒川年少诗歌中的古典意象意境更多是在别人的影响下出现的，那么此时寒川无疑是在有意识地使用古典元素，这些元素天然带有一种含蓄之美，也与中年时深沉的情感更相匹配。
　　少年青年时期，寒川处于诗歌创作的摸索阶段，以学习模仿其他诗人为主，学习对象分别是中国现代诗坛中的“新月派”和冰心的哲理抒情小诗，以及以郑愁予、余光中、杨牧等人为代表的台湾现代派诗人。进入中年，寒川诗歌的艺术技巧和风格特征渐趋成熟稳定，虽然仍受大陆和台湾诗人的影响，但也在不断的学习摸索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呈现出较为鲜明的个性特征。
　　寒川在《金门系列》后记中写道：“对我而言，每一首诗歌都是生命的诠释，都有我的足迹，清清楚楚记载了我走过的道路。我是绝对服膺‘诗言志’的哲理的。”“诗言志”是中国诗学最具源始意义的核心命题，最早出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就其传统和主流认知而言，它在整体上偏于情志一体说，所谓“情、志，一也”。可以说，“诗言志”始终贯穿着寒川的诗歌创作。从少年理想抱负的抒发，到青年婉转情思的表达，再到中年哲思感悟的书写，诗歌忠实地记录着寒川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他将人生串联成诗，与读者分享自己的生命体验、情感和思悟，谱写了一串真诚的生命之歌。（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