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的美国，因外交冒险、经济颓靡造成的“通货膨胀”，加上新冠疫情蔓延引发的失业浪潮，使“无家可归者”急剧增加，在众多媒体及网络上都经常报道。
　　去年5月6 日，美国《纽约时报》刊文“妖魔化无家可归者后果恶劣”称：本月初，30岁无家可归的黑人男子乔丹·尼利在曼哈顿地铁车厢遭24岁的白人乘客丹尼尔当众扼喉身亡。警方对丹尼尔讯问后随即允许他离开拘留所，受到社会关注和抗议。
　　资料显示，尼利近来因小事被捕40多次，仅有一次是因为袭击。无家可归者让美国民众感到焦虑、恐惧。但我们必须分析出现这情况的背景——高昂的住房和生活成本。
　　纽约市长亚当斯(EricAdams)和纽约州州长凯茜·霍楚尔(KathyHochul)对尼利被杀问题闪烁其词。霍楚尔称，“这令人深感不安，给人们带来很多恐惧。实际上，我们正在努力恢复安全感，不希望人们感到焦虑。”亚当斯被媒体采访时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乘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
　　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也争论不休，专家分析三点看法：首先，地铁车厢里的流浪者确会让人感到不适或恐惧，但不能成为武力施暴的借口，而施暴者不是法官、执法者。其次，尼利作为一个恐惧和不安的美国人，生活在视无家可归者为犯罪的残酷社会中。在他40次被捕中，更多是因为流浪者在缺乏公共设施的城市里所遭遇的通病。
　　福克斯等媒体持续播放流浪者袭击他人的视频，描绘他们是本质不稳、暴力和危险的；要像垃圾一样扫走，不少城市已要求警察用武力解决问题。其真相是，美国中低层民众只要经历一次严重事故、失业或者其他事件，就会从“有房”到无家可归。两者的距离相隔不远。美国流浪者的危机，像贫困危机一样，是政策选择，会长期延续。
　　今年1月，一位在美国流浪了16年的美籍华人“流浪汉”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首先在美国华人社区刷屏，随后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热议。原来，这名流浪汉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上海复旦大学少年班的天才，当时是获得全额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
　　看来，美国“香甜的空气”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很多人说美国是天堂，但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地狱。一位博主在纽约街头发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美国流浪，这样的视频打碎了很多人的“美国梦”，因此引发热议。他是怎么去的美国呢？为什么他会在流浪？他在美国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在听完他的讲述后，真的让人唏嘘不已。
　　据“流浪者”描述，自己是江苏省江阴市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本科，物理学专业，来到美国修完物理系硕士和博士，还读了两年博士后。本有一份比较体面，收入可观的工作，后来在华尔街做了近两年，搞的都是跟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及软件开发。他说，目前自己确实是在流浪，之前睡网吧，接着，夏天的时候，在大楼外的长凳上坚持了下来，但是，现在是冬天实在太冷了，所以，最近十几天才到地铁站来过夜。
　　当问他吃饭问题时，他回答说：一天吃两次面包，大多时候是别人救济的，如果中午吃了面包，晚上就不再吃，也就是说，他一天只吃两顿饭，而且还是面包。网传他是为情所困加上事业受挫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真实情况到底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有幻想症，看起来谈吐不凡，但对自己的认识并不太清晰。
　　对于自己的过往，他倒是直言不讳地告诉了博主，自己走到今天跟好高骛远有关系，如果不是精神有问题，很多人不会承认这一点。虽然他的“智商”超高，但“情商”不达标；虽然他跟我们一样，黄皮肤黑眼睛，虽然他曾是我们的同胞，但是，这种宁愿在美国流浪16年，天天吃面包，睡大街都不愿回家的人，值得我们同情吗？
　　《亚洲周刊》第9期刊载禤骏远(IanHuen)文章《美国露宿者被剥削的悲歌》评论：“美国的露宿者现象是社会顽疾，与毒品、犯罪等相互交织，而政府帮助露宿者的资源被承包团体攫取。近年，美国媒体发现，一些牟利和非牟利机构以援助无家可归者为名，从政府获得巨额资助，却恶待向他们求助的无家者，从中牟取暴利。比起直接欺凌露宿者，此辈的行为更令人发指。”戳穿了美国“民主遮羞布”后的脓疮。
　　露宿者是美国社会问题，是极端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不公的体现。虽然美国地方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源帮助露宿者，但资金落到“有关系”的民营机构手上，结果露宿者应得的资助“合理”地悉数落入这些贪财者的钱袋。
　　魯迅先生在《华盖集·杂感》中写道：“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欺凌弱者的人总为社会所不齿。然而，更可恶、更可怕的是那些戴着仁善面具、却从弱者身上取利之辈；套着“民主”光环，却欺压弱小民族之流！
　　我于3月4日在网络平台看了在美国街头实拍的视频，旁白：“街头流浪者被强制清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衰落美国”，内容翔实、含义深刻，值得一览。正在衰败中的美国，只能用掩盖真相、粉饰“繁华”的手法整治流浪者，这难道也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