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翰的功绩
　　《生活》杂志（Life）在1949年9月26日刊登了罗伊·罗万（Roy Rowan）的一篇报告，报告题为《走私到印尼的枪支与圣经》（Guns-Bibles-are Smuggled to Indonesia）。在文章的首页刊登着李约翰手持圣经站在船尾位于荷兰封锁海域时的照片，照片名为“走私之旅的前一刻（before a smuggling trip）”。事实上，“走私”（smuggling）这一术语的使用从印尼的角度出发明显是不对的，更恰当的表达应该是“突破荷兰的封锁”。
　　埃里克·塔利亚科斯佐（Eric Tagliacozzo）（2007）认为，在殖民统治时期，对于“走私”的界定还很模糊，并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例如，有一段时间，大米曾被列为走私物品，但在其它时期并不属于走私物品。一般来说，军火和鸦片是被禁止运往海外的。但随着领土边界的变化和国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处理这一问题的相关政策也随之变化。如果以个人的名义进行走私活动，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然而，塔利亚科斯佐（Tagliacozzo）却在金万安（KimBanAn）轮船走私案中指出了一项新的变化。金万安的船只本打算将360担黑胡椒运往槟城，但却于1873年8月在亚齐海域被荷兰当局截获。订购这批商品的是槟城著名商人戈拉姆·迈丁萨（GolamMeydinsah）。但提供船只租赁的则是洛林吉莱斯皮公司（LorrainGillespieand Company），该公司是一家英荷联合公司。该案件在巴达维亚进行审理时，荷兰殖民事务部部长（MenteriUrusanKoloniBelanda）也出面提供了相关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宣布独立。一心想夺回统治权的荷兰政府却不予承认。由于受到人才资源、技术设备、基础设施以及财政能力的限制，印尼新兴政权的巩固之路举步维艰。印尼政府尝试通过向马来半岛和泰国出售橡胶等自然资源以换取外汇，然后再用这些外汇来购置印尼国军抵抗荷军所需的武器装备，有时还会采用飞机运输这些物资。为了阻止印尼共和国充实国库和获取武器供应，荷兰便封锁了印尼海域。
　　当时还有很多前二战时期的武器遗留在菲律宾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这些武器在新加坡进行买卖。新加坡的华人也参与到这类交易中。1947年，据上述提到的《生活》杂志（Life）报道，当时每个月的武器交易额达到300万美元。但在这些交易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荷兰对英国施压，武器买卖便从原来的马来半岛转移到泰国的普吉岛。于是，李约翰也动身前往泰国。与他共事的是驻曼谷的印尼代表（外交官）伊扎克·玛迪（IzakMahdi），而伊扎克也得到约翰·科斯特（JohnCoast）的协助。
　　约翰·科斯特是日本占领时期在曼谷被俘虏的一名英国人。他被迫成为一名劳工，参与修建通往缅甸（Birma）的铁路。他在日本集中营时认识了来自印尼的俘虏，借此机会学习印尼语。二战结束后，他在曼谷的英国使馆任职，后来他又转去协助在泰国的印尼使馆。1952年他写了一本书，书名为《革命新力军：在印尼的冒险和政治活动》（RecruittoRevolution：AdventureandPoliticsinIndonesia），书中提到李约翰的故事。当印尼驻泰国代表办事处的资金快要用尽时，李约翰带着一批橡胶货物及时出现，解决了印尼共和国代表办事处燃眉之急。
　　李约翰的功绩得到政府的关注。《生活》杂志（Life）就曾刊登过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Hatta）在与荷兰当局谈判前与李约翰会面的照片。具体的会面时间并未提及，但刊登该照片的《生活》杂志（Life）出版日期为1949年9月26日。因此这次会见可能就发生在哈达前往出席在荷兰举行的圆桌会议（Konferensi MejaBundar）的途中。
　　李约翰和哈达一家的关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很密切。1988年8月，李约翰为庆祝哈达生日（8月12日）和印尼共和国独立纪念日（8月17日）送上了花环。1988年8月19日，拉赫米·哈达（RahmiHatta）对李约翰的关心表达感谢并说道：“我们全家都不会忘记李约翰少将在保卫我们最爱的祖国时所做的一切贡献，更不会忘记他在捍卫我们权利时所表现出来的英勇。”　1988年8月27日，面对上帝的召唤，李约翰也冲破尘世的封锁，长眠安息。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