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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准备调查会和独立准备会中的华人代表 (2)

廖建裕
林群贤

       林群贤
  林群贤(Liem Koen Hian)是土生华人在政治界和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其在土生华人新闻界的功绩详见第二部分的《林群贤:记者兼政治家》(Liem Koen Hian: Wartawan Cum Politikus)。他成立的印尼中华党(PartaiTionghoaIndonesia,简称PTI)首次确立了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导向,许多土生阿拉伯人的政治观念也受到他的印尼民族主义观点的影响。
  林群贤1896年生于马辰(Banjar-masin),在荷兰学校毕业后他飘洋过海去了爪哇、苏门答腊,然后辗转回到爪哇。他曾在许多杂志和报刊担任过记者及主编。
  当他刚投身新闻行业的时候,荷属东印度的华人被中国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感染,这思潮也深深影响了血气方刚的青年林群贤。所以当时他对荷兰殖民政府进行口诛笔伐也不足为奇。其时,位于巴达维亚(Batavia)的《新报》(Sin Po)团队是宣扬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头羊。
  1928年,接受荷兰教育并且有商业和其他专业背景的土生华人成立了名为中华会(Chung HwaHui,简称CHH)的政治组织,为了与亲荷属东印度的荷兰中华会区分开来,该中华会也被称作“爪哇中华会”(ChungHwaHuiJawa)。起初林群贤乘兴而来,但当他得知该中华会(CHH)也支持荷兰殖民政府时,毅然决定退出该组织。他这种意识的转变发生在他在泗水担任报纸主编之时。
  林群贤与众多的土著记者以及知识分子相交甚好,与土生阿拉伯人也常常往来,因此,他主编的报纸是亲印尼的。他当时提出的理念是“公民”(Bugerschap),还未使用“印尼公民”(Indonesierschap)一词。但众所周知林群贤是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该运动自印尼共产党在1926年至1927年间的起义后开始兴起。
  林群贤热爱足球。1932年5月,为了抵制荷兰足球运动员比赛,他成立了“有色民族”(土著、华人和阿拉伯人)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得到了土著报刊和《新直报》(SinTitPo)(林群贤主编)的支持。此次抵制活动最终在约40个组织的支持下取得胜利。但是林群贤却被拘留,后来在支持者的抗议声中获得释放。
  同年9月林群贤在泗水成立了印尼中华党(PTI),同样得到上述组织的支持。林群贤的挚友阿卜杜·拉赫曼·巴斯威坦(Abdul RahmanBaswedan)也受到他的影响,在1934年成立了印尼阿拉伯协会(PersatuanArabIndonesia,简称PAI),三年后更名为印尼阿拉伯党(PartaiArabIndonesia)。
  他创立的印尼中华党(PTI)致力于推动印尼独立,还鼓励土生华人将自己视为印尼人[1]。他还批评了中国民族主义派(以《新报》团队为代表)和亲荷属东印度派(以中华会为代表)这两个土生华人政治流派。在林群贤看来,这些流派已经不适应土生华人在印尼的发展情况。他表示,只有支持印尼民族主义才能让印尼土生华人稳定繁荣。由于当时印尼仍未独立,他承认印尼民族主义的观念太过超前,但是他坚信印尼必将独立并成为被全世界承认的主权国家。
  当有人就他政治立场的转变提出批评时,林群贤为自己辩护道,自己的确曾支持过中国民族主义,但是当意识到自己将来生活的土地是印尼而不是中国时,他选择主张印尼民族主义。
  也有许多土生华人对林群贤的立场表示质疑,以下引用的一些问答,可以有助于解释林群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思考方式。
  赵丰义(TioHongGie)问:“如果我们主张印尼民族主义,我们的利益会受损吗?”
  林群贤回答:“当然不会,我们的利益仍然会受到重视,因为印尼人的利益和我们的民族利益是一致的。”
  中华会(CHH)人士陈泽炳(TanTekPeng)接着问:“如果二者有冲突呢?”
  林群贤回答:“那就必须要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冲突。”
  中国民族主义派曾添和(ChanThiamHo)问:“为什么在中华党(PTI)的党规中不提及中国?”
  林群贤回答:“不提及中国,是因为我们将会一直生活在印尼这片土地,而不是中国。”
  张平立(ThioPingLiep)问:“假如我们成为印尼人,那中国和印尼交战的时候该怎么办?”
  林群贤回答:“中国和印尼交战只是我们的臆测,当然这还需我们进一步讨论。如果两国真的开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查明战争的原因。
  如果中国想要以帝国主义的姿态挑起和印尼的战争,我肯定会支持印尼,因为中国此举等同于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因此在印尼的华人也会反抗这一姿态并且站在印尼人的一方。
  林群贤是印尼筹备独立时期的独立准备调查会(BPUPK)的四位土生华人代表之一。在独立准备调查会的会议上,他一直主张所有土生华人必须被授予印尼国籍。在他的发言中,他重述了玛琅、泗水和万隆的华人先驱发表的言论。
  但是他的主张及建议并没被独立准备调查会采纳。对此感到失望且愤怒的林群贤在7月16日以“因为我不是印尼土著,不太适合留在该委员会”,为由向委员会秘书处递交了辞职信。
  1950年林群贤与土著以及华人代表一同成立了印尼力量党(PartaiTenagaIndonesia,简称PTI-Baru),这一政党不只是华族的党派,而是多种族的党派。但该党派并不受欢迎。1951年,在针对左派分子的“八月大逮捕”中,林群贤被苏基曼(Sokieman)政府逮捕。他在狱中饱受折磨,在经历三个月的囚禁后终于获释,但他此时却选择放弃印尼国籍。据曾任印尼中华党(PTI)秘书的蔡志良(TjoaTjieLiang)表示,林群贤此举是因为曾经“并肩作战的朋友”如今亲手把他送进监狱,这让他痛彻心扉。虽然放弃了印尼国籍,但他依然定居在印尼。他从未持有中国护照,也从未踏上祖籍国的土地。1952年11月4日林群贤在棉兰逝世。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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