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79年，35岁的刘玉祥以运动员身份退役。他回到出生地普林赛乌，在小城建了一座住宅，从此开始了一段隐居生活。
　　竞技体育有一种说法：运动伤害，几乎是冠军的“必经之路”！
　　作为职业运动员，身体素质虽然比普通人强壮，但长年累月高强度的训练，很难不对身体造成损伤。尤其举重项目，运动员骨骼结构受损更是通病，刘玉祥同样不能避免。
　　自1979年以来，他就抱怨腰、肘和膝盖疼痛，但直到1992年才接受了手术，背部植入了两根不锈钢条。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五六十岁，便不得不慢慢走路的原因。而现在年事已高，更是只能靠轮椅代步。
　　他也有过短暂的消沉，但很快振作起来，孜孜不倦从事举重教练的工作。
　　刘玉祥把家族做生意赚来的钱全部投进去，在普林赛乌建了一座2800平米的举重馆（下图），立志要将这里变成印尼最有实力的举重训练基地。
　　妻子黄梅云仍像谈恋爱时那样，崇拜着日渐衰老的丈夫，毫不犹豫拿出钱来全力支持刘玉祥的事业。
　　当刘玉祥专注于四处寻找有前途的苗子进行培训时，黄梅云便负责照顾学生的需求，包括管理他们的生活。在这个举重馆训练的运动员，不但可以获得免费寄宿以及膳食和饮料，还能领取一些零用钱，甚至他们的家人也受到刘家适当的照顾。
　　这一切，都是刘玉祥和妻子为了让学生们专心训练而心甘情愿做出的。
　　支撑举重馆运转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刘玉祥的家人买卖二手车、开钟表店、餐厅和做土产生意的盈利，还有一小部分来自政府的援助。
　　为了挑选学生，刘玉祥和他的助手们勤奋地进出楠榜的乡村，寻找有意从事举重运动的贫困家庭的男孩和女孩。
　　除了有兴趣成为举重运动员之外，也有一些孩子表示，他们因为对能够住在城里，并且得到免费膳食和零用钱很感兴趣，所以选择加入训练。
　　举重运动看起来简单，但有天赋和毅力符合条件的人才非常少。刘玉祥说，100个练习的孩子中，不能确定有1个人会成为成功的举重运动员。
　　印尼楠榜有媒体报道说：
　　事实上，培训学生的成本之高，有时大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刘玉祥每年必须自掏腰包，为举重训练提供不少于 15 亿印尼盾（大约相当于人民币70万左右）用于孩子们的食品、保健、补品、教育和零花钱。
　　他经常需要卖掉家里的一些固定资产才能维持。
　　然而，刘玉祥并没有放弃。他不喜欢抱怨，因为他和家人对举重的热爱和看到学生成功的喜悦，无法用财富来回报。
　　他也早早为这些练习举重的孩子考虑未来，通过实施简单的财务管理，让每个学生都有一个银行账户来存储他们参加比赛的奖金。这样，希望徒弟们将来不再擅长举重后，能有一些积蓄维持生活。
　　不仅如此，在刘玉祥影响下，他的两儿一女三个孩子，全都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印尼国家级举重运动员，在取得不俗战绩退役后，也都当上了举重教练。次子刘伟源则在教学生之余，负责经营家族的生意。
　　刘玉祥的小女儿刘婷（印尼名字：AnnaMaria安娜玛利亚），还担任了印尼全国举重协会(PBPabersi)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采访中，楠榜的华人朋友向我介绍了刘婷的上述身份时，我望着这位朴实得像村姑一样的中年女性，心里还有些不敢相信，经朋友和她的家人再三肯定，仍是半信半疑。
　　要知道，如果按照中国的体制，刘婷的类似职务，那可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妥妥的厅局级领导呢！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又在印尼网上仔细查询，看到照片和相关文字才知道，确实一点不假，玛利亚刘婷就是印尼举重协会（PB Pabersi）执委会的主席。
　　我不禁为自己仍然残存的“官本位”的中国式思维感到羞愧！
　　最后，让我再引用印尼传媒对伊姆龙·罗萨迪（刘玉祥）所作的评价：
　　几十年来，从伊姆龙执教的这个隐居处的场馆里，诞生了数十名举重冠军，他的存在不仅仅在国家层面，而是遍布全球。对于楠榜来说，伊姆龙的作用非常非常之大，尤其是在国家举重项目的舞台上。
　　正是在伊姆龙的手中，楠榜的举重运动一直是世人瞩目的主要焦点，近30年时间，他指导的举重选手在国家级以上的比赛中，共产生了32枚金牌、16枚 银牌和22枚铜牌，让楠榜因为举重成就而闻名于世。
　　古往今来，总有一些人，追求奉献于那些在世俗眼里的“冷门”事业，不为金钱利益，不图荣华富贵，吃苦受累，甘之如饴。
　　就像一首歌所唱的：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只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无法停止内心的狂热——和对未来的执着。
　　而刘玉祥先生毕生奋斗的举重人生，正是这种信念的体现。
　　他以巨大的牺牲和投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为体育精神所坚守的历程，不仅彰显了华族对印尼的贡献，也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国界，超越了信仰，而具有感动人心的普世价值。丁见印尼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