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印尼国家银行（Bank NegaraIndonesia，简称BNI）新加坡分行大笔的抵押贷款，通过在新加坡、香港、巴拿马的各个子公司，张氏兄弟为黄金船务有限公司（GoldenLine）、国王船务（KingLine）以及新侨船务代理公司有限公司（Sin Chiao）通过购买大量的旧船，建立起了庞大的船队。这些公司的航线覆盖新加坡、印尼，还有到中国、澳大利亚、印度、波斯湾的航线。公司得到了中国的特别帮助，是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的代理商。公司的创办人张庆能于1976年去世，但公司尚在，并继续营运。和祺福船务一样，源源船务也没有成功适应集装箱时代。1985年源源船务卖出最后一艘船，波斯湾/红海的航线由中国（船公司）接手。
　　不管是从航海业还是印尼——新加坡的外交关系来看，唐裕（TongDjoe，又名连裕，Lian Joo）的一生事业都是跨国界的楷模（Liu，2001）。唐裕的父母是闽南人，他1926年在先达市（PematangSiantar）出生，后来随父母移居到巨港，在新加坡接受了几年的教育（Indonesian Business，1998年8月）。16岁时，正值日本占领期间，他与哥哥唐联隆（TongLianLeong）合作驾驶小型木船穿梭于马六甲海峡一带。他在走私活动上非常活跃，支持印尼革命。1950年他兄弟的全安船务有限公司（ChuanAnnShippingCompanyLtd.）负责在南苏门答腊岛和新加坡间运输香蕉，但是唐裕想要建立起自己的事业。1955年，他成为巨港的海龙船务与贸易有限公司（NagaLautShipping &Trading）的管理人，在新加坡也有海龙船务与贸易的分公司。
　　唐裕的好运气在前医疗军官伊努·苏托沃（IbnuSutowo）被提拔为巨港军方地方司令的时候降临了。印尼革命期间，唐裕和苏托沃保持了良好的生意合作关系和深情友谊。好运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1958年苏托沃被提拔为国家油矿公司（帕米纳，Permina）的总经理。国家油矿公司管控着荷兰石油公司在北苏门答腊的设备，负责生产国内的石油。唐裕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敦那士有限公司（PT.Tunas），成为国家油矿公司在国外的独家代理商，一开始主要销往新加坡，1962年以后也销往香港。尽管1966年发生政权的更迭，但独家代理关系仍保持不变，在1968年两家国营油矿公司［6］合并为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后发展更加迅猛，成为国内唯一的石油生产公司。由于印尼石油公司背负了很重的债务，苏托沃在1976年辞职，但唐裕和苏托沃的合作关系延伸到旅游业、酒店业以及保险业。唐裕对传统航运业也保持关注，悬挂印尼国旗的有海龙船务公司、香港有敦那士有限公司（TunasLtd）以及新加坡有敦那士私人有限公司（TunasPtsLtd）。
　　虽然从1947年开始基本上在新加坡居住，唐裕仍然保持印尼国籍，在雅加达还有一所房子。从1969年开始，他是新加坡海洋船厂的主席和厂主。1973年他邀请苏托沃为高达30层的敦那士大厦（Tunas Building）剪彩［7］。这是敦那士位于安顺路（AnsonRoad）的主要办公地点。从此，唐裕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间的偶尔紧张关系中充当可靠的非正式联络员，慢慢就名声鹊起。1975年，他在调停印尼船东协会（Indonesian Shipowners Association）和新加坡船东协会（Singapore Shipowners Association）的利益划分起了很大的作用。随后的三年，唐裕成为新加坡船东协会的主席，也是印尼船东协会的成员（Dick，1987）。他是新加坡印尼商业协会（IndonesianBusinessAssociationof Singapore）、新加坡中华总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andIndustry）以及新加坡福建会馆（Singapore Hokkien HuayKuan）的理事，并被提名为荣誉委员会成员。按照华人传统文化，他在新加坡的华人高校和各类学校的办学管理层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Liu，2001:373-5）。
　　1978年左右，苏哈托总统请求唐裕帮助印尼与中国开展秘密对话。1981年唐裕第一次到访中国（采访，25/9/03）。随着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他成为中国早期的外商投资者之一，在厦门拥有房地产项目。他的房地产项目在1990年完成，同年中国与印尼的外交关系正式恢复正常。唐裕几次前往中国访问，均与当时的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习近平。1987年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习近平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在他辉煌的人生当中，作为印尼的国民和新加坡的居民，唐裕受到每一任印尼总统敬重，在印尼、新加坡以及中国都屡次获颁奖章荣誉。
　　罗新权（RobinLohSinKian）选择完全不同的路线。航运对他来说只是建立起亚洲太平洋集团的一小步伐，而且最后跟印尼的联系不大。他1929年出生于占卑，是一个客家首饰商人的孩子（Salamon，1978）。他接受的正式教育很少。大约18岁时，为了寻找机遇他前往新加坡，艰难打拼，勉强度日。据闻，1949年坐船前往西伊里安（现在称为巴布亚）以前，他曾经当出租车司机和装修工，最后摸爬滚打，尝试了各类工作后，又返回新加坡，继而加入摄影业。最后，1960年他又回到西伊里安，幸运第一次降临了。当时他以低廉的价格从石油公司的手中购买了一些旧的小型船只和机器。这是几个相关业务的切入点：装卸、航运以及与他的兄弟们一起在新加坡建立一个船厂（即罗宾船厂RobinShipyard）。他与印尼人的关系帮助他效仿唐裕，成为国有石油公司（Pertamina）的供应商和承包商的竞争对手，包括租赁补给船、拖船和接驳船、海上石油工业服务，石油钻井平台建设和挖泥合同，以及挖泥和填海合同，包括巴淡岛的基础设施。
　　罗新权和日立造船有限公司（HitachiZosen）合作，在新加坡裕廊（Jurong）开设作为邮轮维修船厂的日立罗宾船厂（HitachiRobinShipyard）。他还在市中心的珊顿道（ShentonWay）1号建造了24层的罗宾大楼（RobinHouse），并开设罗宾娜百货商场（RobinaDepartment Store）。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