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印尼归侨、中国
致公党优秀党员、中国印尼语
学界泰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
院东南亚系梁立基教授于
2023年2月28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95岁。读者推荐发表梁
立基教授旧文《风雨人生，报效祖国》，
以示纪念。

　　我于1927年出生在印尼万隆市一家华商家庭，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和民族存亡的危机时期，我的青少年是在“九一八事件”，“七七全面抗战”，“太平洋战争”和印尼民族独立爆发“八月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度过的。
　　我父亲是爱国侨领。大力支持抗日战争，从小就教育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家客厅里挂的横幅是岳飞写的四个大字“还我河山”。我在万隆中华学校念小学时也经常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老师经常讲抗战的故事，如“八·一三淞沪战役”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孤军奋战等。我还特别喜欢唱抗战歌曲，记得每唱《在松花江上》和《八百壮士》时都会激动地热泪盈眶。如此激动的心情只有生在那个时代的华侨青少年才会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很快伸向东南亚，整个印尼也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万隆沦陷不到一个月，我的家便惨遭浩劫。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气势汹汹地闯进来，把我父亲从睡梦中叫醒抓走，第二天我全家人也被扫地出门，日本宪兵在我家大门上贴上封条，上面写着“敌产管理处封”。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是被列入“抗日分子”名单而关进集中营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父亲也从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了，全家重新团圆。这时，中国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世界“五强之一”（BigFive），我感到非常自豪，中国人已不再是“东亚病夫”，从此可以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
　　日本投降两天后，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时荷兰也成立荷印民政管理署，随英军回来企图复辟旧殖民统治。于是印尼人民纷纷拿起武器捍卫刚宣布独立的共和国，这就是1945年爆发的“八月革命”。当时万隆市分成南北两区，南区是印尼共和区，北区是英荷占领区。华侨大部分住在南区，我家就在南区通往北区的大街边。大部分华侨都同情和支持印尼的民族独立斗争，当时的口号是“一旦独立，永远独立”，所以向印尼朋友打招呼的方式是喊声“独立！”，对方的回答是“永远！”。这种招呼是表达对印尼民族独立的支持。我不但这样做了，还以实际行动支持印尼独立斗争。我参加了万隆中华红十字会的救护队，主要工作是救护和安置受战火摧残的难民，其中不只是华侨也有原住民。
　　后来北区的英军和荷兰雇佣兵向南区发动全面进攻，印尼武装部队实行焦土抗战，南区顿时变成一片火海，离我家不远的房子有不少被大火所吞没。《哈罗！哈罗！万隆》这首印尼著名歌曲就是为那场大火而唱：
哈罗！哈罗！万隆
　　勃良安州的首府
　　好久我没有见到你
　　如今已成为一片火海
　　来吧，弟兄们，赶紧把它夺回来！

　　每当唱或听这首歌时，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当时万隆市一片火海的景象，真的终身难忘。后，学校开始复课，我也怀着美好的憧憬踏入新建的万隆华侨中学（侨中）的大门，重新过起向往已久的学校生活。侨中高中的三年是我人生的新起点，为我今后所要走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基础。回想当年在侨中经历的学校生活，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虽不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但对老师却非常尊敬，他们的谆谆教导我都铭记在心。三年侨中的学习生活可以说是我人生道路新的起点，经历了从失望到希望的过程。起初我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祖国前途充满憧憬，以为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的新强国而中国人也不再被外人所鄙视了。然而胜利不久的内战爆发和国民政府接收大员的大量贪污腐败以及法币金圆券的瘋涨使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于是我又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与彷徨，不知祖国前途如何？这时有同学借给我看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看后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革命圣地--延安。后来我又看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一些革命著作，我的思想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把祖国未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在侨中的三年，除了好好学习外，我也热心于文艺体育活动。我们自己组织话剧社，我还当过前台主任，但没有当过演员。我用更多的时间参加学校的篮球队，当了校队的主力中锋，因为我身高在一米八以上。我还拥有一批粉丝，她们都是很天真的初中女生，每当比赛时她们都踊跃前来为我呐喊助威。这也算是我在侨中的一段浪漫生活吧。侨中的三年学习生活不但让我结识了许多好友，也开阔了我的视野，对我后来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我对中国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富强充满憧憬，决心侨中一毕业就立即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出去。
　　1950年我作为侨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报名参加第一批印尼归国华侨同学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的印尼归侨学生。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局势非常紧张，原来全印尼参加报名的将近三百人，后来只剩下七八十人了。中国大陆也已被封锁，一般邮轮不通，只有香港的太古轮船公司还有货轮从香港运货到天津。我们回国决心已定，便与太古轮船公司联系，让他们派货轮来雅加达把我们也当货物运往天津。于是我们坐上太古轮船公司两千多吨的岳阳号旧货轮从雅加达启程，穿过台湾海峡封锁线，直达天津海河码头。
　　到达天津的当晚，黄敬市长亲自设宴招待，而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黄敬市长告诉我们，台湾方面已派军舰准备在台湾海峡拦截我们，把我们押到台湾去。当获得这个情报后，人民政府便立即向香港太古轮船公司交涉，要求改变航线，一定要保证这第一批印尼归侨学生安全回到中国大陆，否则公司在华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太古轮船公司最后答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保证这批归侨学生一定送到大陆。
　　这时我才想起船刚到香港时没有停靠在码头，港英当局不准我们上岸，大家只好在船上待着。到了傍晚船开始悄悄离开香港向北起航，第二天一早，便有一架侦察机一直在尾随，低空盘旋在我们货轮的上空，看来是在跟踪我们船的行程。我们在船上也进行了紧急救生演习，每人发救生衣，如听到三声警笛声就意味着船遇难，每人赶紧跑到指定的救生艇逃命。幸亏那天下午来了十二级强台风，那架侦察机才无法继续跟踪。我们全被锁在底舱里，所有门窗紧闭着，一个挨一个地躺在甲板上，被大风大浪折腾得死去活来，一会儿被抛向天上，一会儿被压入水下，把一肚子的苦水都吐尽了。直到天亮风势减弱后，舱门才打开让身体强壮的人上去洗脸刷牙。我扶着船舷上甲板，海浪还十分汹涌，船身摇晃得很厉害，像乘电梯一样，一会儿上到十几层，一会儿下到最底层。我一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惊涛骇浪。这时船已到达温州水面，意味着已穿过台湾海峡，可以平安直达天津了。
　　听了黄敬市长的讲话后，我们才知道能平安到达天津码头，除了经受十二级台风的考验，更重要的是人民政府的积极交涉和保护的结果。我深深地感受到过去被人称作“海外孤儿”的华侨，如今第一次得到祖国母亲的关怀与呵护，心中感到无比温暖。
　　接着还有另一件事也让我激动不已。在天津住了几天之后，中央侨委派专人把我们接到北京，准备参加全国高考。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后，我们都忙于卸行李，有一位穿黄卡吉短裤的中年干部也在忙着帮我们卸行李。那时正值盛暑，行李卸完后，有人才把满头大汗的那位中年干部介绍给我们，原来他是中央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我内心无比感动地赞叹：“啊，这就是新中国的干部呀！”
　　一踏上国土，这两件事给我的深刻教育使我终生难忘，也使我暗下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振兴中华和统一祖国的大业。当初我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考入长春东北大学的化学系，后来中国与印尼建交，很需要培养印尼语的语言翻译人才，于是中央侨委建议我转学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新建立的印度尼西亚语专业。我早已树立这样的信念，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而印尼又是我的第二故乡，发展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更是我的历史使命，而我又有语言和文化的优势，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二话没说，我便欣然答应了。北大东语系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当印度尼西亚语教研室的秘书，后来又当了十多年的教研室主任。就这样，我的人生道路出现大转变，道别了化学专业，迈进印度尼西亚语专业。从此我的一生再也不能与中国-印尼关系的发展分开了。
　　我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印度尼西亚语专业干了五十多年，献出了我的全部青春和精力。从五十年代起，除教学外，我经常被借调担任接待印尼代表团的翻译工作。1956年苏加诺总统访华时，我参加了翻译组的工作，一起把苏加诺总统在大学广场万人大会上慷慨激昂的演说全部翻译成中文，通过电台让全国人民能于当天听到。之后，我还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外事翻译和接待工作，从实践中，我认识到要深化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除了语言作为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外，还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印尼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于是语言之外，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我便开始着重研究印度尼西亚文学史和中国-印尼的文化交流史，并开设这方面的课程。
　　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0”事变，不久中国也爆发“文化大革命”，两国便断交。于是印度尼西亚语专业的老师们不知今后该做什麼，对前途感到茫然。作为教研室主任的我没有丧失信心，因为从两国关系史的发展来看，相信断交只是暂时的现象，应该为以后复交的到来做好准备工作。于是在1977年我便建立词典组，把全部力量调动起来编写《印度尼西亚语-汉语新词典》。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词典编写终于完成，于两国复交前两年的1988年由商务印书馆在国内正式出版发行。
　　八十年代初我国虽然实行改革开放，但与印尼的关系仍然没有打开，无法进行直接的接触和学术交流。我们对断交后印尼学术界发展的情况可以说毫无所知。这对培养和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无疑是很不利的。我作为教研室主任必须想其他途径去解决这个难题，于是我想起西方学者来，他们一直不间断地同印尼进行直接学术交往，我可否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呢？这时我想起认识的荷兰莱顿大学著名的德欧教授（Dr.A.Teeuw），他是研究印度尼西亚文学史的学术权威，经常到印尼讲学。我可以把他请到北大来作短期讲学。经校方同意后，我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西方学者来中国讲学必然会有许多顾忌，所以要等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有答复。最后德欧教授终于携夫人来了，我到机场亲自迎接。由于都能用印度尼西亚语进行直接交流，彼此间立即拉近距离。后来我们俩成为好朋友，可以促膝谈心和直接进行学术交流了。他对我搞东方文学研究特感兴趣，因为在西方还没有人把东方文学当作一门学科。后来当他了解我们目前的困难是不能和印尼进行直接的学术交流，对培养年轻教师不利，于是答应每年给我一个名额去莱顿大学进修一年。我决定先让那些没有出过国的年轻教师去，他们每人都轮流得到一年的进修机会，业务大大提高，给他们打下了很好的科研基础。
　　另外我还邀请到法国第一位研究印尼华裔马来语文学的专家学者苏尔蒙（Claudine Salmon）教授和英国伦敦大学的克拉兹教授（Kraz）等先后来北大讲学。通多几年与西方著名学者的交流，他们也希望能请中国学者到西方讲学。于是我于1986年受法国社会人文学科研究院、荷兰德莱顿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的邀请前往欧洲讲学，着重讲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文学和东方文学的研究成果。我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学者到西欧三国进行这方面的学术交流。80年代可以说是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度尼西亚语专业与欧洲进行学术交流的鼎盛的时期。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印尼苏哈托政府开始有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首先是打破经济上的僵局，于80年代中期达成直接贸易的协议。后来进一步在文化交流上也开始设法解冻。1988年印尼举办第五届印度尼西亚语言全国代表大会（KongresBahasaIndonesia)，这是印尼官方五年一次举办的有关印度尼西亚语言的最高学术会议，并邀请许多外国的著名学者参加。我也收到了印尼教育部语言建设与发展中心主任安东·慕里约诺教授（Prof.AntonMulyono)的邀请，成为断交后第一位中国学者受邀参加会议并作为大会报告人之一。当时中国和印尼还处于断交状态，我必须到香港的印尼总领馆办签证，这里面的过程非常复杂，如果没有香港的几位热心的印尼归侨大力相助恐怕去不成了。我成功地出席会议意味着被禁锢了二十多年的两国文化交流终于出现第一次的突破。这次大会使我有机会与印尼学者和华裔社会人士直接接触和交流，同时更感受到语言和文化交流对双方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我在大会上用印度尼西亚语所作的有关中国对印度尼西亚语言的教学和研究的发言引起人们的关注。我的发言一结束便有印尼学者问我对“Tiongkok”(中国)与“Cina”（支那）的看法，他认为“Cina”是中性词，在印尼已经使用快二十年了。当时会场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全场鸦雀无声，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是苏哈托政权有意禁止使用”Tiongkok”而改用含侮辱性的”Cina”，从而促使两国关系恶化，最后造成两国断交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如果对这个敏感问题回答不好就会直接影响两国关系的缓解。我在众目睽睽下，从语言学的角度和词意所含褒贬性的历史背景有理有节地作了解答，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赏。这是我在断交的情况下第一次步入印尼学术圈与印尼著名学者们直接进行学术交流。我能参加这样重要的学术会议也预示着两国关系将要解冻。所以会后，我觉得有必要更加努力去培养印度尼西亚语人才和开展印度尼西亚文学文化和两国交流史的研究。
　　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尼恢复外交关系，负责来北京建立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的公使第一个要找的人便是我，因为我在印尼学术界已经有点名声，可以用印尼语直接进行交流。他想从我这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当时我根据邓小平的理论跟他谈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只有稳定才能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加稳定，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已有不少东南亚的企业家前来投资。我带他去实地参观，看来他很受启发，不断向我称谢，从此我也成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的常客，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和学术会议总是邀请我参加。
　　复交后的第一年，有一位住在香港的印尼华人老前辈叫杨同志特地前来北京找我。鉴于这十多年来印尼语言发展很快，希望北大词典组能着眼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需要，继续编写更大、更新、更全的词典。这位年近九旬的热心老华人不仅建议而已，还亲自带领我到印尼联系更多的支持者，并会见了印度尼西亚大学校长苏特拉查博士。后来在北大校长同意下，我成功地邀请印度尼西亚大学校长亲自率领代表团正式访问北京大学。这是断交二十多年和复交一年后第一个正式前来中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教育代表团。后来经双方的协商，两校签订了学术合作谅解备忘录，把编写两国语言词典作为其中的重要项目。我方把编写《印度尼西亚语汉语大辞典》的稿件发给对方征求修改意见。对方把编写的《汉语印度尼西亚语大辞典》的稿件发给我方征求修改意见，最后由各自编委做最后定稿。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我主编的一部崭新的、大型的《印度尼西亚语汉语大词典》（KAMUS LENGKAP INDONESIA-TIONGHOA)终于在2000年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刻于雅加达出版了，并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印度尼西亚教育部长和我国驻印度尼亚大使都拨冗亲自出席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从此我尽力参加在印尼或在中国举办的两国学术研讨会，与印尼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友谊。我仍然把研究印度尼西亚文学史和中国与印尼的文化交流史，其中包括印尼华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作为我研究的主攻方向和主要课题并用两国文字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
　　进入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我虽已年过古稀，但赤子之心未变，退休后仍想为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继续发挥余热。这期间，我编译了汉语-印尼语对照的《唐诗一百首》，于2005年8月在雅加达出版，并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由印度尼西亚教育部长亲自主持，近六百人参加。接着，我还继续编译《宋词一百首》，但愿也能在雅加达出版。由于我在翻译工作上做出的成绩，中国翻译协会特地授予我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我为促进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2006年8月17日，在庆祝印度尼西亚国庆61周年之际，印度尼西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苏特拉查特地给我颁发了“荣誉贡献奖”，表彰我为促进中国-印尼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北大新闻网还为此发表了专访报道，说我是“架设文化桥梁的民间大使”。
　　在风风雨雨的五十多年中，我能为振兴中华和为促进中国-印度尼西亚关系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也是“侨中精神”对我激励的结果。从我个人的感受，所谓“侨中精神”，拿当时的历史条件（双重国籍的存在）来说，作为华侨子弟，就是要为振兴中华和促进中国-印尼友好关系的发展全心尽力；拿今日的条件（双重国籍问题解决后）来说，作为华裔公民的侨中生，也是要为建设印度尼西亚祖国和促进印尼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所以现在无论自己的身份是华侨还是华裔，都在为各自祖国的复兴而积极奋斗，同时也在为促进两国的友好合作与互利共赢而不懈努力。这是“侨中精神”的延续。
　　进入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与印尼终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了让印尼学者和广大读者能更直接地了解中国-印尼关系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仍把全部精力用于搜集我国非常丰富的史料和印尼的有关资料去研究中国-印尼走向战略伙伴关系的整个历史进程，并最后用印尼文写成一部专著DariRelasiUpetikeMitraStrategis,2000Ta
　　hun Perjalanan Hubungan Tiongkok-Indonesia（《中国-印度尼西亚从朝贡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2000年的历史进程》）。这部将近六百页的专著于2012年由雅加达罗盘报出版社在印尼正式出版，受到各界的欢迎和重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已奔九十之年。我不敢喊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我却想起苏轼在《浣溪沙》里说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在经历了曲折漫长的道路之后，如今中国和印尼已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倡议与印尼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完全契合。所以今后这两个东亚最大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全面合作会越来越紧密和广泛。我这个万隆侨中的第一届毕业生，除了感到欢欣鼓舞之外，更多了一层历史的使命感。我只要一息尚存，将会继续为促进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