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NoviBasuki，
中文名王小明。穆斯林学者，
中国问题专家。著述甚多，其
关于中国的文章曾发表在
《罗盘报》、《爪哇邮报》和网络媒体，如《Historia》、《Mojok》、
《Kumparan》、《Tirto》与《Detik》。

　　前段时间，当我在一个由我国前总统之一创立的研究所举办关于中国的网络研讨会时，一位与会者问我，“中国的进步是因为共产主义吗？”
　　坦率地说，我很困惑如何去回答。这就是为什么我反问他，“你怎么理解共产主义？”我觉得有必要传达这一点，因为，似乎在不少——如果不是大多数——我国人民在认知上，共产主义者一词意味着不相信上帝的个人、政党或政权、无神论者。或者，说白了：异教徒；这并不少见，即使他们显然有宗教信仰，但因为被视为站在中国一边，他们最终也被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
　　其实，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比宗教更多地谈论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共产主义等同于无神论”的阶段，我们就很难理解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会围绕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而展开，最终，只会以互相诽谤收场：“你要先成为共产党员才能进步吗？”或者，“如果，你是共产主义者，那么，成功有什么意义？”或者，“不要狂妄自大，共产主义国家的成功是阶段性的陷害；地狱就是其奖励。”
　　在我国，共产主义把不相信上帝混为一谈，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首先，马克思作为一位共产主义的哲学家曾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次，共产主义是基于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一切都必须以物质是否有形来衡量。与共产主义者相反，对于宗教人士来说，上帝存在，即使他无法被感知。第三，也许这是主要原因，几十年来共产主义阵营与宗教组织发生冲突的政治宣传。
　　因此，为了更恰当地看待中国，我们需要回归到我们对“共产主义者等同于无神论者”的简单理解，回到对共产主义的最初理解，即旨在创造无阶级社会的理念：平等、同甘共苦。
　　其实，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认为对中国发展起到最大作用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三个。首先，中国共产党官员回归现实主义和适应性。
　　最初，毛泽东是一位现实主义和适应性强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如何使其从苏联学到的共产主义，适应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革命，如果是基于毛泽东从苏联人那里学到的方向和理论，如果是由工人推动的，就会成功。然而，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农民多于工厂工人）的情况下，毛泽东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以农民为革命的支柱，进行了调整。
　　毛泽东创造的相对理论被证明是有效的。因为，被国民党军队围剿而濒临崩溃的中国共产党，被迫从中国东南根据地向西北转移，进行数千公里的长征，慢慢地扭转局面，并于1949年成功推翻国民党政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变得教条化了，一切事物非黑即白：如果不是共产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三年自然灾害更是饿死不少人。1966年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争取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忽视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幸运的是，十年后的1976年，在中国掌握实权的“四人帮”被推翻，在那个混乱时期被毛泽东“压制”的邓小平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使中国共产党的灵活性恢复原样。
　　对邓小平而言，天天讲意识形态是填不饱人民肚子的。因此，邓小平强调，“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对意识形态感觉不要太神圣。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读作：共产主义），一切都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如果证明经济不是通过应用某种意识形态来发展的，那就意味着它必须尝试使用其他方法让经济运行得更快。
　　邓小平在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表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计划经济体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我们吸收了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一些有效的方法。
　　尽管邓小平让中国共产党向资本主义派学习经济发展，而资本主义派恰好是它的竞争对手，但邓小平告诫不要贪婪地完全模仿他们；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或其他主义）可能成功地在一个国家带来进步，但在其他国家可能恰恰相反。因此，邓小平强调，任何知识，无论从哪里获得，都必须先适应本民族的理念和身份，然后，才能在本国应用。
　　其次，与自由民主不同，中国更喜欢贤能政治，这与潘查西拉的第四条原则非常相似：“代表议事智慧引领的民主”。
　　的确，在中国不存在政党之间为了利益而争权夺利的竞争。然而，社会的每一层，从农民、艺术家、教育工作者、媒体人员、医务工作者、运动员到企业家，在人大中都有自己的代表，可以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讨论各自的利益。而且，每五年，他们将举行一次全国人大会议，选举他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第三，致力消灭贪污腐败。 根据安德鲁·H·韦德曼（Andrew H. Wedeman）在其著作《双重悖论：中国的快速增长和日益严重的腐败》一书中所指，后来，洪源远也在其著作《中国的镀金时代：经济繁荣和腐败的悖论》中证实了这一点，腐败确实成为一种“发展的燃料”，即当改革开放开始实行的时候。
　　这是由于法律法规不明确，从而“逼迫”企业家与官员勾结。例如，为了在一个以前禁止私有制的国家确保其产权，企业家会向政府官员寻求支持，以此方法来拿下一个项目。
　　的确，由于快速发展，经济立即飙升。但是，在这背后，腐败行为寄生虫式地扩散开来；如果任其发展，将破坏发展本身。事实上，正如胡锦涛和习近平所警告的那样，这可能会导致“亡国亡党”。
　　因此，中国领导人从来在反腐败问题上毫不含糊，绝对是零容忍。不管其官位有多大。习近平主席指出，“老虎苍蝇一起打”。 译者：亮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