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新年伊始，中菲关系就迎来具有决定意义的盛事，菲律宾新任总统马科斯自1月3日起正式开启为期三天的访华之旅。毫无疑问，中菲两国最高领导人继2022年11月泰国曼谷非正式会谈后不久的再度会晤，将对中菲对话与合作产生举旗定向的顶层引领作用，这也正如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那丹尼尔·英佩里亚尔所言，此次访问将为未来五到六年的中菲关系定下基调。
　　诚然，中菲之间存在着诸如南海争端之类的分歧，但对两国来说，进行对话与展开合作是必答题，而不是选做题，而管控分歧和擘画合作蓝图显然构成了中菲最高领导人会晤对话的主要内容。
　　在对华进行对话与展开合作方面，菲律宾马科斯新政府有其诚意，更有急迫性。中国是马科斯就任总统以来出访的第一个东盟以外的国家，而对此，那丹尼尔·英佩里亚尔直言：“此次访问将标志着马科斯总统首次对东盟外的国家进行双边访问，也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中国”，这充分展示了马科斯政府对中菲关系的重视。在逻辑上，马科斯政府对中菲关系的重视源于其与中国进行对话和展开合作的急迫性。
　　其一，马科斯历来秉持务实的为政之道，也是两国人民之间传统友谊不断加深的见证人，更是中菲两国务实、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的开拓者之一。因此对华展开对话与合作，是其务实执政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以及对传统历史的继承，“马科斯政府希望在多位前任总统和过去数代人的努力成果上继续建设两国关系”。
　　其二，对华展开对话与合作有利于马科斯兑现竞选承诺。经济复苏与社会发展是马科斯竞选承诺聚焦的关键词，而推动互联网、道路、农业和航运等基础设施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投资农业、降低电力成本、吸引外国投资、改善农业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等则是主要内容。
　　当前，由于疫情、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及通货膨胀的影响，菲律宾经济与社会正处在“最脆弱的时刻”，而在马科斯看来，与中国的关系对菲律宾经济举足轻重，他为此不仅支持“大建特建”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而且希望“把农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由此来看，中菲对话与合作也有着广泛的空间，将“大建特建”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以外，两国在农业、新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和贸易合作也都将大有作为。
　　其三，加强两国高层对话与顶层引领还是中菲有效进行分歧管控的重要政治保障。客观上来看，菲律宾国内就中菲南海争端有着十分多元、热烈的讨论，马科斯政府因此也面临着来自反对党、利益集团甚至是军方的显著压力；同时，这也是中菲对话与合作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菲纠结于南海的分歧或者将之束之高阁。正视两国在这一议题上的分歧，正确看待南海分歧在中菲对话与合作全局中的位置，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磋商“南海行为准则”，以及在南海有关海域开展共同开发等多边、双边渠道上，双方一直在“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南海地区聚焦于和平与合作的地区秩序献智献力，一道推动双边对话与分歧管控渠道顺畅、深入与富有成效，避免误判和建立互信。
　　其四，重视与中国展开对话和合作是马科斯政府对外交往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环。客观来看，菲律宾对外交往带有明显的总统个人色彩，相比之下，马科斯并无杜特尔特较为浓厚的“厌美”情绪，有的却是较为强烈的对美发展盟友关系的意愿。着眼于此，马科斯在与拜登会谈中确认美菲“根深蒂固”关系和公开表示“不能想象菲律宾的未来会没有美国”，美菲加强高层往来，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并非意味着，马科斯政府的对外交往将呈现出颠覆性的变化，由此前坊间热议的“疏美亲中”转向“亲美疏中”，或是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选边站队”。12月15日，马科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曾清晰阐述菲律宾政府的外交政策，奉行独立外交政策、致力于和平与追求国家利益、保持中立构成了马科斯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特征。因而，对马科斯政府来说，当美菲关系出现转圜，进一步确认中菲对话与合作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自然也就迫在眉睫。
　　显然，中菲已经迎来了“后杜特尔特时代”，但在马科斯政府时期，两国也应该有耐心、有智慧、有信心排除干扰和加强分歧管控，推动中菲对话与合作保持延续性，避免颠覆性，保持务实性，避免激进化，进而促使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行稳致远。（本文作者：葛红亮，东博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