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别名Gus Dur去世了，但谁能想到印尼的外交政策在他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分裂了印度尼西亚受制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力量的观念。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四任总统重建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外交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在苏加诺之后没有采取的政治步骤。
　　自1966年苏哈托上台以来，印尼在东盟具有重要影响力，一直站在美国一边，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直到1989年才与中国合作。事实上，当时印尼仍然坚持外交政策自由的原则。
　　同样，在哈比比（BJ Habibie）时代。印尼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非常依赖美国。其中之一是东帝汶事件的解决，哈比比为东帝汶举行全民公决。这一步骤被视为更加民主和维护人权。但是，这一步实际上是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力。
　　如果哈比比政府解决了东帝汶问题和腐败问题，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向其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史蒂文森，1998年）。不幸的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国民军（TNI）在东帝汶焚烧村庄，援助没有发放。
　　在哈比比卸任总统职位后，瓦希德迈出了不同的一步。不想依赖山姆大叔的国家，GusDur敞开心扉，与亚洲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在多次访问亚太国家期间，古斯·杜尔似乎对中国有着不小的用心。GusDur宣布了一项前往亚洲平衡西方的政策。
　　该倡议的主要思想是改善印度尼西亚与印度、中国、日本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以对抗西方影响并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虽然将瓦希德的政策与1960年代苏加诺的GANEFO等同起来是多余的，这两个政策是不一样的，但这是一种外部制衡政策，印度尼西亚通过与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来平衡来自西方的压力。特别是在东帝汶干预和经济危机之后。
　　上任后的头四个月，瓦希德访问了亚太地区26个国家，印尼外交部解释说，瓦希德积极的外交政策是为了“重塑印尼在国际社会心目中的优秀形象”（Smith，2000）。
　　为贯彻这一政策，瓦希德于1999年12月首次国事访问就选择了中国，以改善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GusDur阅读未来
　　古斯杜尔认为，苏联解体后，中国将成为世界大国之一。尽管如此，GusDur还是读到了中国在80年代后期为再次成为大国所做的一切。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启动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它导致中国经济超过其巨大的邻国日本，并对美国构成挑战（Majid Noonari，2011）。
　　此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时，东盟经济也受到冲击。那是东盟最困难的时期，因为它面临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当东盟需要从危机中崛起时，中国出手相助（MajidNoonari，2011年）。
　　此外，自1989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变化。随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沿袭了邓小平在1990-1991年间采取的外交政策“韬光养晦”（KeepLowProfile）（闫学通，2014）。注重通过经济合作发展经济，开始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社会交往。
　　GusDur与中国的合作也更容易利用历史和文化的纽带。据记载，印尼与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建立了关系。来自中国明朝的郑和将军是该群岛最成功的伊斯兰教传播者之一。就连GusDur也开玩笑说自己是华裔。它可以解冻印尼与中国的关系，终止僵化的外交。
　　印度尼西亚正试图阻止像科索沃那样的北约人道主义干预，后者设法获得了独立。因此，印度尼西亚寻求国际上对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支持，同时避免承认亚齐和巴布亚的可能独立。
　　出于同样的关切，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印尼天然的朋友。最后，瓦希德希望此访能为印尼带来更多的金融援助和投资，这是印尼经济复苏的关键。
　　比较GusDur的平衡政策和Habibie的妥协政策以应对西方压力，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政治合法性在塑造国家行为中的作用。面对同样来自西方的高压，政治合法性低下的哈比比政府选择在东帝汶问题上让步，以保住西方政治和经济支持。
　　GusDur提出了一项平衡政策，即寻求亚洲国家基于其高度政治合法性的支持。然而，由于中亚其他国家的敌对反应，瓦希德的亚洲政策观点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后冷战时代（至少到2000年代初期）的单极国际体系下，没有国家愿意挑战美国“利用”印尼。
　　20年过去了，GusDur对中国崛起和与中国合作重要性的预测已经得到证实。
　　外国政治力量的平衡不仅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在经济上与中国接近，在安全上与美国接近。今天的东盟也正在发生，就连东盟也是世界大国的交汇点。此外，印度尼西亚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消除从属关系
　　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外交也是一种制衡，因此印尼并不依赖美国。此外，印度尼西亚不仅被视为命令执行国。虽然印尼对印尼华人有黑历史，但在1998年5月，还是有不少华人被杀。
　　但是，中国的回应非常强硬。正如人民日报所引述的那样，中国要求印尼政府“严惩暴徒，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保护印尼华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日报，1998）。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对华人的伤害，要求对肇事者进行严惩”（新华社，1998）。 这是中国自1960年代以来首次对印尼施加外交压力。
　　改革后，哈比比确实一改怀疑的语气，谴责排华罪行。但是，没有对高级军事官员提出实际指控。1998年6月将普拉博沃中将从Kopassus免职更多是由于军方的政治斗争，而不是对他在1998年5月骚乱中所扮演角色的惩罚。
　　然而，哈比比几乎没有理会。因为中国的压力相对较小，因为他们没有威胁如果印度尼西亚不按照中国的意愿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制裁。相反，中国政府继续向印度尼西亚提供300万美元的无条件医疗援助，并于1998年8月为印度尼西亚签署了2亿美元的一揽子金融贷款（Antara News，1998）。中方出台此政策的原因不得而知。
　　除了可以被视为“免费”的中国援助外，GusDur确实对调查1998年5月悲剧中的危害人类罪做出了更深刻的承诺，并承认儒教为印尼国教。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瓦希德的人道主义使命，其中之一就是解决1998年5月的悲剧和他颁布的政策，可能增加了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同情。事实上，它使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